從《道德經》看香港（一）

香港回復社會和諧之路

曹鴻輝

香港現在社會紛擾不斷，愚見認為現時香港貧窮問題不斷惡化、住屋問題不斷窘逼、百業謀生空間不斷萎縮，這些才是社會動盪的主因，深層次矛盾就是資本主義雄性表現到了惡化的時候，由市場雄性帶來壟斷，繼而刺激起政治雄性的政爭，最後結成難解的死結，苦了的是大眾市民。有關資本主義雄性政經矛盾的論述，可參閱本文作者文章〈資本主義雄性深層次矛盾與出路〉。一言蔽之，所謂雄性就是不斷的爭奪，出路就是弱化爭奪的惡性發展，回復和諧，『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

香港在回歸後，特區政府曾提出過多項經濟發展新方向，都無疾而終，正是政權的營造營生環境的權力受財權架空所致。在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理念主導下的經濟民生施政方針，是試圖做好營商環境，由於市場主導，把創造職位權全授與企業，營生環境完全受企業支配。只要企業不投入，一切發展大計都成泡影。近年，土地房產、商貿市場、民生等多個政策實施以來，市民謀生空間日益減少，效果已成疑問，應該要反思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理念所帶來的施政困惑了。

營商環境是商人逐利的場所，營生環境是人民謀生的天地，二者並不等同。過往科技未及現代般發達時，營商環境提供就業機會，也有利建立營生環境，但當科技日益發達，市場日益發展，商人支配權日大，造就形成財權，財權坐大及至極化時，營生環境便受壟斷。這不僅獨是香港的問題，而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這一切，在西歐、美國、日本、南美、東南亞、中東、非洲等地方，問題不斷在發展漫延中。

香港人經常緬懷上世紀70年代經濟騰飛的黃金歲月，感嘆良多。事實上，上世紀70年代的香港，外有製造業出口的先機，內有未受市場壟斷的良土，兩者正好為香港營造到一個充滿機會的謀生環境。當時獅子山下充滿機會，拚搏容易打得出頭天，這時候談拚搏精神的確有意義。回看現在，時代及環境已大不相同，地產獨大，使樓價及租金飆升，高樓價高租金不斷在侵蝕謀生空間，同時也侵食居住空間，令很多人無法為生，大部分人前路茫茫，尤其是年輕人，都感到發展機會及發展空間狹窄，在這樣的一個時勢下，不察環境，不回復一個有生機的環境，高談拚搏精神只有流於空泛。

〈基本法。序言〉說要「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社會之能夠安定繁榮，其體現在於人人都能安居樂業，包括有謀生能力的人和沒謀生能力的人。香港近年來謀生空間不斷萎縮，貧富懸殊日益嚴重，香港發展的勢頭，正是與安居樂業背道而馳。自古以來，生計沒有出路，便會形成民怨，『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對政府不信任，社會上下現時並不理解其深層次矛盾在於資本主義極化，雄性的社會對抗便會加劇。

在現有這種自由市場經濟意識形態下，若談經濟，利益只會向財權傾斜，這才引起民間反對，民怨益深，若不談經濟，更令民生沒出路，這種意識形態下的矛盾，是無法解開的死結。正是由於這現實原因，政權受財權架空，在民怨加深時，無論政府提出甚麼經濟指劃，都會有民間團體反對，這便是《管子》所說的『父不父，子不子』。

現時調節社會不均的做法是靠福利政策或扶貧措施。雖有福利或扶貧，但面對壟斷，受助者仍難以謀生，仍難有出路，他們或會意志消沉，或會造成倚賴，招致納稅人不滿，形成產生社會問題的根源。『圖難於其易，圖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很多社會問題，事小時不理會，日積月累，便會演變成大事，社會爭執便由此而起，激發民怨，民怨出現而不去正視，問題不單只會化大，而且會擴散。這資本主義缺陷導致社會問題惡化而無法化解，誘發社會雄性表現，導致社會各階層衝突表面化，撕裂社會。

經濟困局影響民生，民生困乏影響社會，社會不安訴諸政治，政治若然不能排難解紛，死結便會更加糾纏。事情衝突至表面化時，再難以評定誰對誰錯。『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一切問題只能從深層思考找出深層的問題根源所在，然後方能用新思維去徹底解決。

老子《道德經》有極多篇幅分析社會貧富懸殊問題及民怨出現而如何化解民怨的方法，重申中國上古時代『德』這一重要理念，用現代術語可稱之為「權力社會責任」，同時，更提出『道』的「基本人權」觀，主張『遵道而貴德』的「權力社會責任保障基本人權」的社會和諧原則。面對當今社會困局，這些中國古代文化餽寶，可以啟迪新知。

老子說『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社會出現民怨時，政權應該自我檢討是否公平公正，而不是怪責民怨任何人，最重要還是『報怨以德』，政權必須體察民情，履行其「權力社會責任」，按『天之道』的公平原則施政，把弱勢社群受到剝削的情況扭轉過來，民怨才可以化解，社會才可以回復和諧。其實人民的要求十分簡單，『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只希望有安居之所以及有一份工作可以養活家庭而已。和諧社會，安居樂業，並非只是理想，而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人人都有其謀生空間，安居樂業，社會才會安寧。若然不能安居不能樂業，便沒有家的感覺，當社會上人人都能安居樂業，有家的感覺，「家HK」便來得更有意義了。

身居政權權位，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份社會責任，因為政權權位是社會上最特別的位置，是萬民之所賴。若是一份工作，某人可以支配的，應只是他的工資，但身居政權權位的人，所支配的，是數目相當龐大的公帑，公帑支配在於社會，其社會責任是不言自明。用『政者正也』作標準，這樣便有檢定施政能力及得失的參考了。同時，政權必須對前景明朗，因為政權是社會大眾生活生存之所賴，當政權經常說前景不明朗時，反影出施政方針已有問題。

因囿於資本主義政經思維，欠缺『以人為本』原則，引至施政方向出現偏差，影響民生。《道德經》說『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為奇，善復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過往「行之有效」的行事方式須經常檢討，『常知稽式，是謂玄德』，因時代及環境的變遷，方針或會出現偏差，而檢驗的標準就是社會上有沒有出現結構性地存在有人的謀生權受到剝奪，出現結構性貧窮。香港貧窮問題愈見嚴重，這是不爭的事實，是社會所公認。政權不能說「貧窮問題難以解決」，因為解決貧窮問題是政權的重要責任之一。香港的結構性市場壟斷在於地產市場極化，嚴重影響營生環境。《道德經》中所謂『長而不宰』，政權的責任是帶領社會整體生活，而不是只管理好一本帳目，『聖人不積』，更不是使庫房不斷累積財富。政府不應只是計算總產值以及社會資源的絕對產值，而是均衡地看市民的謀生情況和生活條件供求。

從《道德經》所找回中國重要古代傳統文化『道』與『德』，找回「權力社會責任保障基本人權」理念，正可以為政府重拾『政者正也』的施政權力，發揮履行「權力社會責任」的政權功能，可以讓政府更有效地『弱者，道之用』原理『權衡輕重』，扭轉過分偏賴房地產市場的畸形經濟發展，以及可以用立法方式有效地弱化任何市場上所出現的壟斷情況，還原市民應有的謀生空間。『天之道，損有餘以補不足』，《道德經》及《管子》整個社會和諧原理及市場和諧手段是天理，而並非干預市場自由，相反，反而是確保市場自由，當覺察到有壟斷情況出現時才觸發調節機制，觸發點就是有人謀生出問題開始成為現象。

追求社會公正，持中與持平兩種態度實際上是兩回事。社會不均，持中是會使社會傾砸，『權衡輕重』才可以持平，社會才會安穩。舉例說就猶如一把尺，尺身均勻，持平時支點位於中點，若然尺身不均勻，一端粗一端幼，持平時支點就要置於重點而不是中點，這便是『權衡輕重』的基本道理。

『權衡輕重』與干預市場不同，它並非直接介入市場活動，而只是變換舊環境間接調節市場。『權衡輕重』有一個原則，就是體現一個『以人為本』的營生環境，化解市場壟斷導致營生環境的損害，檢驗標準在於是否出現結構性地有人的謀生權受到剝奪，是否出現結構性貧窮。倘若政權欠缺這原則，而只在市場上隨波逐流，便失去了政權『政者正也』的超然位置。『其無正』，只會不斷帶來社會爭端，這亦是世界各地多處發生動亂的深層原因。

香港行資本主義，由於其政治雄性本質，當社會問題無法看見有效解決，便必然會引起政黨或論政人士非議，並起來爭取最大公帑支配權，期以重新分配公帑方式解決社會問題。資本主義政黨政治，只是公帑支配權的爭奪戰，只能用盡辦法爭取最大支配權，在有限的公帑範圍內，希望較照顧弱勢社群地重新分配公帑，或為自己所屬的利益集團或所代表的持份者謀取最大份額，同時亦只能維持對參政者不貪贓枉法舞弊徇私的最低道德要求。然而，在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思維作祟下，無論哪種政見的人士或組織主政或掌握公帑支配權，都無法解決市場極化問題，社會問題依然無法解決，走進了死胡同。

資本主義民主選舉由於時代和文化的局限，欠缺『以人為本』原則和「權力社會責任保障基本人權」理念，『朝三暮四』改作『朝四暮三』，就算出現何種形式的普選，社會制度只是外表轉變，市民並沒有真正受益，就算『朝五暮二』甚或『朝六暮一』，都是一樣。社會爭執，無非為求公義，可惜在沒有「權力社會責任」理念下，只在爭奪公帑最大支配權，都是於事無補，『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以「權力社會責任」還原一個可生活的大環境，才是正道。無論政治權力如何分立或分層及無論何種形式選舉，投身政治者應有其造福社會的能力和表現，而不只在爭奪公帑的支配權。各方要是明白到資本主義雄性這一切，便可以放下政爭成見，合力以「權力社會責任保障基本人權」的原則，首先攪好經濟民生。

資本主義民主理念是一種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猶如信仰，近似宗教，有人會因為信仰而堅持，或不顧一切，甚至殉道犧牲。香港人近世接受西方教育，認同西方一套普世價值，認同了這種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面對社會不公，會受同理心驅使而行動。在這種意識形態下，都會認同西方民主選舉制度是民主的“終極目標”。要是這樣子理解香港人心中的西方思想，便可以體諒現時香港人對政制改革的侷束要求和態度。事實上，當西方社會認識到資本主義的缺失，明白到中華傳統文化之博大精深，了解到中華文化有一個更完整的基本人權觀存在，認識到中華文化具備的『以人為本』普世價值觀更為完整時，也會反思，應該不會再固執堅持。這正如莊子所說，『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因為西方並沒有這樣的文化背景。『以人為本』普世價值觀理應為不同文化所理解，它只是在人的層面說話，可以作為不同文化互相尊重平等共存的基礎。不同文化有不同的歷史問題，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不同文化有各自回歸到『以人為本』的道路，亦免卻不少干涉內政的疑慮。香港各方人士若然明白到社會政治爭拗原來是因為資本主義政經漏洞所造成，明白到資本主義因其雄性而帶來社會相爭的必然性，亦會反思，建立共識，回歸『以人為本』，以公義先行，彼此諒解，讓社會回復和諧，屆時便會上下一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老子說『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只要了解和明白問題關鍵所在，便可以找到解決問題的竅門，一切便會迎刃而解。否則，死結只會越加糾纏，問題越更加難解。

近年來，香港一直以勤奮進取的「獅子山下精神」為港人自勉，希望港人重新振作。現在倡議的「絕處逢生計劃」，正是以獅子山為中心，以荃灣、沙田、黃大仙及深水埗作為四肢，再環環相扣遍及全城。這計劃以旅遊為主打，以文化增值為肌理，吸引及帶動遊客走遍各區，為各區地區經濟注入一強心針，再不會讓旅遊人士有缺乏旅遊點之感，而且更不會只集中某兩三個景點，不會只利益某兩三個行業，而是全城得益，全民得益，還讓來港旅遊人士真正體味真香港，得到真正與城市一起呼吸的樂趣。

「絕處逢生計劃」不僅帶動城市旅遊的新模式，更可以為改善環境的環保投資，得回百倍千倍的實質利潤回報，可以平抑過分倚賴地產業獨大之弊，還將會建立一個實業市場平台，藉香港金融中心之利，成為創新事業的融資平台，疏導金融市場資金走向實業，除了為香港創意產業及文化產業建立穩固基礎外，還會帶動和吸引世界各地的創意和人才來香港謀發展。

「絕處逢生計劃」將會倡議運用『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原則用「基建社會企業」的新企業模式運作。「基建社會企業」可說是一間營商的NGO，只是營商業務本質有異於其他私人企業，它是特別針對市場壟斷而倡議的市場平台，民間只要有商機，不論是否高科技，也可以確保在平台上孕育及成長，引進市場，不會受大企業市場壟斷。現時就算有種子基金或創業孵化中心，卻要求高科技高回報，十分挑剔，而且任由初生企業在大市場中自生自滅，夭折率極高，難成氣候。「基建社會企業」成立的宗旨和作用，正就是補足這些企業扶育的缺陷。「基建社會企業」可說是微小企業的母體，積體龐大，其本身的營運能力足以庇蔭微小企業成長至自立，而且是與社會互利共存，具有社會責任，所以歸類為「社會企業」，之所以稱為「基建」，因為它是一種軟性基建投資，也可以說是自由市場上『權衡輕重』以及還原生活大環境的工具，有了這一平台，微小企業便有了發展機會的保証，理論上亦藉此可以無限地創造職位。縱使如此，「基建社會企業」仍然在自由市場的規律下運作，它帶來自由市場的革新，但又不會帶來突變，衝擊市場。同時，它亦是一種社會性的投資基建，『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可藉著市場運作原則疏導資金洪流，引導游資流向有需要的地方，這樣子，「基建社會企業」可以透過市場機制，除縮減區域內之貧富差距外，亦可以縮減貧區與富區間的貧富差距，體現『天之道，損有餘以補不足』。

香港將會肩負起帶來世界和平的歷史任務。「基建社會企業」的建議，並非只單獨針對香港困境而言，而是為現世面對資本主義雄性經濟極化所感到徬徨和焦躁的一個解決方向，香港之重要，在於香港將會走在世界的最前端。要是「絕處逢生計劃」建設成第一間「基建社會企業」，不但可以為香港重建和諧社會，還會成為世界各地借鏡的地方。要是世界各地人民都能夠安居樂業，便看不見還有甚麼發動戰爭的理由。中華文化就是愛好和平的，老子說『以無事取天下』，莫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