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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維思考與三維思考

數年英超一場聯賽曼聯對車路士,朗尼在禁區外起腳,球直飛死角,給施治飛身撲出,旁述員說:「犀利喇!施治飛身撲出一個必入波呀!」我頓時覺得有些好笑,必入又怎會撲得出呢?似乎非常矛盾。 矛盾典故出自《韓非子》,『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當然韓非子創作這是寓言,是另有反帝制寓意,現暫且把其寓意放下不談,談這寓言的語法。 其實,矛盾並不存在於『鬻楯與矛者』的楚人身上,矛盾只存在於發問『以子之矛陷子之楯』的人心中。賣矛與盾的人雖然是過譽,自吹自擂賣花讚花香,但他的意思其實是表示他的矛可以刺穿其他非他所造的盾,而他的盾則可以抵禦其他非他所造的矛,他希望有人同時買他的矛與盾,便不會自相矛盾。 當然,矛盾落在兩個人手上而發生沖突,矛盾相加時,必然會有破矛或破盾的情況出現,對賣矛與盾的人來說,那只是未發生的事,這便是電視劇「來自喵喵星的你」中經常提到的薛定諤貓故事。而薛定諤貓故事的謬誤,則留待下回分解。 其實,楚人的矛可以刺穿其他非他所造的盾,與他的盾可以抵禦其他非他所造的矛,是兩個不接疊的語言層面,若把它們像照片一樣放在二維空間重疊了,便會出現沖突。 回說施治飛撲的那一球,那旁述員其實是說假若不是施治,這一球必然會射入,同樣把兩個語言層面接疊了。不過,這亦只是假設,是未發生的事,甚至可能難以會發生,也一樣是另一個薛定諤貓的故事。 很多時,我們面對一些習以為常的事情,都用二維思考去觀看它,例如自由、平等、人權、法治、民主、選舉、反專制等等,都慣常把爭取目標與爭取手段重疊,跳不出框框。

何謂法治

法治的字面解釋,是人人都尊重法律,結果社會沒有紛爭,此為治,治便不會引起法律訴訟,法庭門庭冷落,需要法官來作甚麼,其實真正的法治,甚至連法庭及律師也不需要,所以不要輕言法治。事實上現在所講的法治,只是法律程序公義而已,與真正的法治仍有一段距離。 若未到此真正法治階段,若有人不尊重法律引起訴訟,若法律條文清晰,即是人人對法律條文的理解相同,根本可以用電腦,輸入控辯雙方證據,通過一輪if-then-else邏輯推算之後,即可判別甚麼證據可以成立,即有判別定案結果,以及定罪後如何判刑,亦無須有法官了,法庭亦可以自動化,無須有庭警及其他法庭職員。 需要法官,需要人來判決,是因為法律條文可能存著灰色地帶,才由人來補充不足,才有判例作日後依據這回事。問題是,法官清理迷霧的準則是甚麼?若只是重新搬動法律條文,那根本不是灰色地帶,真正的灰色地帶是法律條文所沒有包含的,法官清理迷霧的準則應是以人為本,即是社會整體利益為本,即是社會公義。 倘若法律足以保障社會公義,法治便會出現。法治的治是指社會的治,何謂治?簡單舉例,治是社會不會有貧窮,社會有貧窮便不是治,這便是公義。終日有很多人在街頭上爭取公義,即是法律並不完全保障社會公義,即是法律條文有不足,這距離法治仍然很遠。走向法治,立法的人任重道遠。

資本主義雄性深層次矛盾與出路

  從《道德經》看世界(一)   資本主義雄性深層次矛盾與出路   曹鴻輝 現在英語ECONOMY一字中文翻譯作「經濟」,其實東西方有文化差異,英語ECONOMY一字與中文「經濟」一詞在意義上有根本性的不同。「經濟」一詞取自『經國濟世』,字義和觀念本來便有其社會意義。而ECONOMY是POLITICAL ECONOMY的短稱,從字源上來說,ECONOMY是有家產管理的意思,引申至現代國家層面,即是國家理財理念。在阿當斯密寫《原富論》之前,西方文化中似乎並不發覺有「萬民皆有所養」的經國濟世觀,及至阿當斯密寫《原富論》,才發現有「萬民皆有所養」的含義,但沒有言明,這含義亦一直為人所疏忽,然而,往後經濟學家也逐漸把就業問題視作重要課題之一。畢竟,國家理財理念是有國界的,這種經濟觀並沒有全球性以全人類為本的理念,亦因為以國家利益為本,因此而經常引發國際爭端,諸如貿易戰、貨幣戰、資源爭奪戰、網絡戰、甚至霸主爭奪戰等等,後果堪虞。現在,從觀乎中西方文化的差異,來分析及試圖找出解開現今世界面對經濟困局的竅門。 中國古代早已存在經濟觀,『民以食為天』,意思即是「萬民皆有所養是為天理」,這同時亦是中國古代的政治觀。『政者正也』,中國古代的政權,就是有照顧社會的責任,政權是民生的載體,是承載人民生活的社會大器,千古流傳的一句話『厚德載物』正就是這社會大器的意思,這也就是老子『樸散則為器』之『器』。『厚德』就是照顧社會的豐厚能力。『厚德載物』之所以是《周易》坤卦卦象,是因為政權承擔其「權力社會責任」,猶如一件器皿承載著人民,讓萬民皆有所養,這種態度與大自然照顧萬物讓萬物皆有所養的態度一樣,同屬雌性。三代帝制發展至春秋末,政權趨向雄性越來越厲害,變得專權,統治貴族階層貪圖逸樂而疏於政事,弄至社會民不聊生,所以老子寫《道德經》,重申『德』之「權力社會責任」之重要,明確提出『知其雄,守其雌』,希望回復這種政權的雌性政治態度。 中國古人觀察大自然,觀察到萬物有雌有雄,有陰有陽,雌雄配合而互濟,陰陽結合而世代續命,很早便有陰陽互濟的和諧理論,命在傳宗接代。和諧理論應用在社會,是為社會和諧之理,命在人類的傳宗接代。雌雄或陰陽調和是中國古代自有和獨有的文化,相信是中華民族先祖從大自然、萬物及自然現象中觀察所得,歸納出可適用於各方面的一個定理,適用於人體、健康、行事、處事、人際關係、社會關係、甚至社會現象。此所以《周易》有乾坤二卦,《尚書》有『玄牡』;《道德經》亦有『知其雄,守其雌』和『玄牝』。 雖然一直以來沒有明文定義雌雄特性是甚麼,可能因為早已是共識吧,老子說『牝常以靜勝牡』,其實時至今天,雌雄特性仍可以從自然萬物以及人身上也可以觀察歸納得來,但是,雌雄特性與男女性別並沒有必然關係。當然,雄性亦有其積極進取、嚴正等等的正面,雌性亦有優柔寡斷、縱容等等的負面,但在此不贅。現把雌雄特性普遍列舉出來: 雄性特性:剛強、偉大、高人一等、唯我獨尊、自我為先、自以為主、獨佔、支配、恩賜、操縱、管束、畜養依附者、自尊心重、主觀、固執、大意、拘謹、猶豫、拖拉、輕信、推諉、虛榮、炫耀、自誇、自大、自恃、稱強、爭先、好勇、好鬥、征服、容易衝動、容易亢奮、競爭好勝、不共戴天、等等不一而足。 雌性特性:柔弱、微小、平易近人、平等待人、他人為先、不以為主、分享、支持、仁慈、包容、開放、培育自立人、胸襟廣闊、客觀、開通、細心、大方、決斷、主動、重諾、承擔、務實、收藏、謙遜、虛心、不恃、示弱、讓後、平和、謙讓、不爭、深思熟慮、悠然自若、互利共享、和平共存、等等不一而足。 中國古代的陰陽互補理論,就是希望這兩種特性互相補足取得平衡,達至互利共存的結果。《道德經》多處提及到雌雄特性,而這種雌性態度正就是《道德經》中所描述上古時代領袖平等待人的社會治理態度,是中國更遠古『仁』文化的體現,即是《管子》所說的『先人而自後而無以為,仁也』。 可惜,中國社會自帝制出現後,父系社會確立,雄性當道,社會失調,致有老子提出『知其雄,守其雌』,說政權要認清楚雄性態度之誤民,應要堅持雌性態度來帶領萬民生活。事實上,《道德經》中所說的雌雄性,是由人性擴大至社會現象以及政權態度。普世的人都認同大自然養育萬物,態度就好像母親一樣,這種態度可以比擬大自然雌性,就是所謂『道法自然』,政權要效法大自然本著雌性領袖本色來照顧萬民,令萬民能夠生活。大自然之養育萬物,只在於營造良好環境讓萬物自立成長,而不是施捨。所以在『道法自然』的原則下,政權之帶領人民生活,亦在於營造良好環境讓萬民自我成長自立生活。這種效法大自然的雌性領袖本色,主要特點是有大能力及有創造力,足以改善環境和營造環境,以後助方式支持萬民自立生活。《道德經》第8章正好為這種雌性領袖本色作一定義。 《道德經》第8章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它意思是說「一個完善的領袖,施政態度會有如水一樣。水最善於利益萬物,而不會與萬物相爭。水不相爭的特性,正是一般人所厭惡。不與民相爭,已接近自然之道,但仍未足夠完善,還需要兼備水的七善。居於一處,要像水一樣,能夠潤澤所到地方。心中思考,要像水一樣,能夠深沉顧慮周全。與人相處,要像水一樣,以人為本為民著想。言語說話,要像水一樣,如潮有信信守無欺。正別權衡,要像水一樣,公平對待毫不偏頗。處事辦事,要像水一樣,能幹敏捷毫不拘泥。行動起來,要像水一樣,適時而起因時而動。兼備水的七善,再不與民相爭,才不會招致人民的怨尤」。其中,營造環境是七善之首。 事實上,政治與經濟都是關乎民生,二者是分割不開的。《管子》說『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中國古代政治理念『政者正也』十分重要。《說文解字》說:『正,從一,止聲』,『一』即是和諧的『天之道』,老子說『天之道,損有餘以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天之道』減損積聚過多的以補足不足的,讓弱勢社群亦能夠生活,『人之道』則會不斷索取,表示人性貪婪的一面。政權要是憑『天之道』施政,可以抑制『人之道』的貪婪。『天之道』就是人人皆能夠生活的社會制度,所以老子又說『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政權本著『天之道』和諧理念施政,社會才見公平,萬民亦能夠生活。所謂『正,從一,止聲』,政權以『天之道』施政,萬民皆有所養,此所以使人民沒有離心。如何判斷社會出問題呢?『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很簡單,『其無正』,社會出現不公的現象,便反影出施政出現問題。若然社會出現不公而不及早找出問題的矛盾所在,不及早處理,民怨便會越積越深,『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只是扶貧,只是補補貼貼,只從表面處理,而不去化解深層次矛盾,問題始終無法解決,『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所以政權本著『以人為本』的『天之道』施政,才是正道。 老子《道德經》中的『道』和『德』及『以人為本』理念,其實有源遠流長的歷史,而文字記載則可追溯自《管子》。由確解《道德經》及《管子》,可重塑三代時的社會面貌,找回權力的社會意義,用現代術語說,稱為「權力社會責任」。而這種『以人為本』履行「權力社會責任」的施政手段,《管子》便說得很明白,稱為『權衡輕重』。自商朝出現官定貨幣,藉貨幣『調通民利』,人民向政權繳納收成十分一,可以取回貨幣,在必要時可以用貨幣向政權換回糧食,這樣便建立了貨幣的信用。貨幣有了法定信用,成了通貨,才建立市場運作。及至周朝,市場已經成形,不過人民繳納糧食換取貨幣的制度取消了,人民在必要時的糧食供求,以市場來取代。管仲在世前,市場運作是民間活動,政權除收取『關市之稅』外,便不再過問市場活動及市價,商人經商往往牟取十倍百倍之利,年月過去,商人逐漸積財而形成財權,社會上亦出現貧富懸殊,貧富懸殊的社會問題並非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獨有。民生受市場影響,財權妨礙了政權應有照顧民生之義,兩千多年前《管子》已批判此為『二君二王』,社會變相出現了兩個權力中心。及至管仲主政,掌握貨幣的原意,論說『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運用權力『權衡輕重』,發揮貨幣調節市場的功能,減輕貧富懸殊的惡化發展,使弱勢社群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使齊國太平。中國初期的貨幣制度,原本是有極重要的社會意義的,甚至可以說創設貨幣制度的原意就在其社會功能。 權力從字源上可知其社會性。『權』本來是秤錘的意思,即是法碼,社會猶如一把秤,社會不平,秤杆便會傾倒。政權運用權力,移動這社會法碼,把社會之秤持平,便就是『權衡輕重』。可惜經過兩千多年帝制進一步發展,『權』字的意思經過雄性薰染,變成特權,即是關乎社會利益以外的支配權,其本身的社會意義已經淡忘。 人人自己的勞動所得,完全有自己支配的權利,這是理所當然,但是社會財產非個人勞動所得,誰有權去支配呢?由重新認識《道德經》的真義後,進而了解到帝制出現前『象帝之先』的社會面貌。 中國古代自農業革命出現後,建立了『大同』社會,時人為了生活風險而建立社會保障共識,使沒有謀生能力的『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大眾同意交出十分一收成以作為社保基金,形成社會財產。社會財產屬於社會,並非屬於個人,而社會資產數目異常龐大,可以支配這龐大社會資產的權力亦異常巨大。掌握這支配權實際上是掌握非比尋常的權力,只用於社會則可,由此亦可以理解掌握這支配權的人有其社會責任。這便是《道德經》所說的『失道而後德』時代。可惜帝制出現,這一切都改變了。 帝制的出現,帶來劃時代的改變,歷史由母系社會正式進入父系社會,雄性主導了世界。古代帝制時期,王帝會「理所當然」的說,這江山是他的,一切國家財富及社會資源以及人民都是屬於王帝及其帝裔子嗣所擁有,王帝擁有國家財富及社會資源以及人民的絕對支配權,社會繳納的收成十分一亦歸王帝擁有。這便是《道德經》所說的『有為』,意思即是「擁有天下而為之」。 遠溯數千年歷史之重要,是因為現今雖然進入民主共和年代,但是經歷了數千年帝制的社會偏差,很多對社會有建設性的古代文化都因而失傳了,現今貧富懸殊等社會失衡問題無法解決,尋回古代智慧可堪為現代作借鏡。由《道德經》的新發現中,可以重新認識雌性領袖本色的意義,可以重新分析更遠古的權力演化過程,從而了解到現代社會問題未能解決所欠缺的條件。 前帝制時代:雌性政權,平等社會,社會領袖並不擁有國家和人民,是『無為』時代。政權有社會財富支配權,有社會架構行政管理權。政權有照顧社會的「權力社會責任」,有營造營生環境照顧社會的創造能力,使有謀生能力的人能謀生自食其力。由社會現象反影政權的責任和能力,人人勞動,人人有所得,無庸監管。 帝制時代:雄性政權,階級社會,元首將國家和人民據為己有,是『有為』時代。政權享有國家財產及國家資源的擁有權及支配權,有社會架構行政管理權,有社會治安管理權,有人民自由控制權,有人民生殺權,有戰爭發動權。政權照顧社會的「權力社會責任」逐漸消失遺忘,沒有營造營生環境照顧社會的創造能力,沒有調節社會不均的能力,人民沒有自食其力的謀生權保障,社會保障只及賑災之義。國家是政權的私產,政權沒有社會監管。 資本主義民主現代:政權具雌雄性,近代共和政體由兩百多年前才開始,雖然政權不再世襲,元首不再將國家和人民據為己有,形式是『無為』,但在歷史進程突變的情況下,政府運作體制大部分仍沿襲自帝制,同時,政權亦部分沿襲帝制時代的雄性,制度與帝制出現前的『無為』大有分別,只流於表面化。政權享有國家財產及國家資源的支配權,有社會架構行政管理權,有社會治安管理權,有戰爭發動權。至於人民自由控制權及人民生殺權,則交由法律制度處置。因為帝制時代政權照顧社會的「權力社會責任」已遺忘了,資本主義民主政權並未覺醒,政權沒有營造營生環境照顧社會及調節社會不均的概念,亦因此而沒有營造營生環境照顧社會的創造能力,沒有調節社會不均的能力,人民沒有自食其力的謀生權保障,同時,資本主義民主因為本著自由思想而釋放民間的活動自由,經濟活動完全由民間主導。社會保障以福利政策為主。政權運作由監察制度監管。由於沒有「權力社會責任保障基本人權」的文化和思想,沒有營造營生環境照顧社會概念,亦沒有以此作為檢驗元首得失的標準,就算政黨輪替,亦沒有以此作為對執政黨的要求,民主選舉的意義變得模糊。政權掌大權而疏於照顧社會,仍保留著權力雄性。 資本主義民主政體,建立共和,人人平等,主要是因為擺脫帝制時代政權對人民的操控,還原人民自由,所以民間活動,包括工商業在內經濟百業,政權都不得干預,以及政權不得參與市場活動,促成絕對自由市場的原型。政權不得干預,這樣使民間由營商而發展而成的大企業不斷膨脹,大企業雖然各自為政各謀其私,但大企業組成的商界,集結而成為財權,形成市場雄性表現。這便是有些政府面對「企業大至不能傾倒」的煩惱。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從來便沒有『以人為本』的理念在其中,公認市場是不談道德的。到此,要問一個根本性問題,到底經濟的功能是什麽?到底經濟是關乎民生大事,抑或是供部分人的逐利場所?營商環境是商人逐利的環境,營生環境是人民謀生的天地,二者並不等同。過往科技未及現代般發達時,營商提供就業機會,也有利建立營生環境,但當市場上商人支配權日大,形成財權,財權坐大及至極化時,營生環境便受壟斷。近年科技發展神速,很多傳統工作位置受淘汰,市場未能及時調整創造新工種,大企業本身是私人企業,本質是謀私,並沒有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的「權力社會責任」,因而造成社會不均貧富懸殊的社會問題。兩千多年前,《管子》已批判財權極化之弊,並說『君之所予,非君所賴』,政權不應倚賴財權來解決民生問題。政權要是依賴財權,便失去了『政者正也』的權力社會功能。 由於受自由思想的“約束”下,不能干預市場成為教條及規範,資本主義政權可以做到的,只能透過調控資金流動來調控市場活力。調控方式不外乎四種手段,就是調控匯率、利率、稅率及銀行儲備金。原意是當經濟過熱時收緊,減少資金流動力和流動性,經濟呆滯時放鬆,刺激資金流動力和提高流動性。最新的手段是量化寬鬆政策,以政府額外地增加貨幣供應量從市場上買債,放鬆市場銀根。事實上,民間游資根本已匯聚成洪流,四處流竄,興波作浪,進一步放鬆銀根,只會進一步增加市場的不穩定性,以及刺激股市、樓市、商品期貨市場等等亢奮性地增長,暴升暴跌,嚴重影響民生。而由於營生環境由市場及財權掌控,就算調控市場上的流動性,亦不能確保流動性走入實體經濟層面,不能有效地釋放營生活力創造職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是欠缺了讓眾人謀生生存的『以人為本』考量。 經濟若是以市場為本,政權便會隨波逐流而失於正,再沒有調節社會的能力和功能,政權基本上受財權所架空,此所以自2008年金融海嘯發生以來,無論量化寬鬆政策怎樣,GDP、通脹、利率等等一連串經濟指標性數據的參考性已成疑問,實體經濟依然低迷沒有起色,歐美如是,日本如是。亦難怪近月美國聯儲局在加息問題上會這樣躊躕,懸念多多,加息與否都會引起市場反應,把預期效果消化掉,實際上聯儲局的權力已被財權架空,已失去主導經濟的地位,或可以說是束手無策。而是否需要加息,已脫離了經濟是否低迷還是過熱的基本考慮原則。所謂經濟泡沫的定義更是人言人殊,甚或沒有定義,病灶弄不清,便難以對症下藥了。…

走向大同

  從《道德經》看世界(二) 走向大同   曹鴻輝   中國人視『大同』為社會的最高目標,到底何謂『大同』呢?『大』是超乎尋常的意思,『同』是指平等,所謂『大同』就是指超乎尋常之平等,亦即是沒有階級觀念的平等社會之意。這『大同』平等社會理念,應該早已是共識的了,但為何仍只是當作一個理想社會,可曾想過中國古代曾經出現過多個世紀呢!這是據確解《道德經》後有所發現的。既然出現過,亦應該可以實現。『大同』社會狀況的描述,首見於〈禮記。禮運〉,而且甚為詳盡,說實在,並不是甚麼高難度的要求,到底為何不可能呢?若然難以實現,到底欠缺了又或失去了些甚麼呢? 〈禮記。禮運〉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現先談〈禮記。禮運〉中關於『大同』社會的描述。『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就是一種社會關係,非親非故亦得到社會照顧,而且是全民照顧。全民照顧具體上『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年幼的可以健康成長至自立,年壯的可以謀生自食其力,年老的可以安享晚年,還特別指出『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沒有謀生能力的人都能夠生活。 全民皆有所養可說是和諧社會的基本條件,『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故外戶而不閉』便就和諧社會所表現出來的景象。『男有分,女有歸』,男性有其工作,女性有其歸宿。『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物盡其用,不會有多餘的棄而無用,同時必需品不會有缺,不用私自收藏以備不時之需,當有需要時,只要勞動便能賺取回來,在『大同』時代,未有貴族,所以一般百姓只是老實地生活,不會奢華。『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人人都勞動謀生,沒有人不勞而獲,人人自食其力,就算多勞多得,亦『不必為己』,不會過份積財,與人分享,之所以不用積財,因為謀生機會永遠有保障,永遠有勞動機會而有所得。『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故外戶而不閉』,全民就業,全民皆有所養,整個社會都得到生活保障,只要勞動,便能有所得,所以不用謀算別人的財產,人人能謀生,人人能生活,亦不用去偷去搶,所以可以夜不閉戶。 中國『象帝之先』上古時代這個的『大同』社會,應該是農業革命出現後才演化而成。在中國上古時代,高智慧者發現了榖物及一些食用植物的生長規律,並發現了天氣與種植的關係,便開始耕作,展開了一場農業革命。所謂革命,是人類生活方式的重大改變,不用再經常要狩獵覓食,只要勞動,便可以有收成,而且,在正常情況下,雖然農業剛起步,只要勞動數月及足夠勞動,便可以足夠有一年的糧食,尤其是冬天,可以貯糧過冬,這是人類社會的一大進步。『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周而復始,人民的生活大大的得到保障,亦開始了生產的概念。這便是中國古代新石器時期的神農氏時代,亦是老子所說『失道而後德』的世代,橫跨數千年。 農業革命不單帶來生活上的轉變,還建立了人與土地的緊密關係,開始定居,繼而有定居的建設發展,並開始建立財產觀念。人類定居,因地制宜,集體務農,亦因而出現了社會組織及集體關係。 務農與狩獵不同,務農不像狩獵,必須按時勞動,數月後才有收成,所以在集體裡面,人人都要勞動生產,自食其力,在集體裡,有能力勞動的人,亦不會有人游手好閒不事生產,因為在集體關注下,必須勞動,不生產的可有誰來養活。人與萬物一樣,謀生是生存的權利,也是生存要負的責任。在這種全民就業的社會狀況下,人人可以養活自己,沒有生活矛盾,形成和諧社會,這種和諧是自然而然,和諧社會又保障了謀生的「基本人權」,這便是《道德經》所說的『道』。 人的能力差異,高智慧者的知識分享,可以為一般人解決生產問題,繼而在集體中出現領導與追隨者的關係,再繼而出現權力,為集體排難解紛,使能力稍遜的都可以自食其力,『百姓皆曰我自然』,百姓覺得一切都是自己勞動的成果,沒有誰欠了誰,沒有所謂『恩』。這時候,能力稍遜的得到照顧,但老弱孤寡沒勞動能力的人仍然是個問題,只有集體協約,問題交由集體負責,最後協議勞動者每年交出收成的十分一,作為社會保障,因為人人都有失去勞動能力的可能性,這亦可算是買保險。當老弱孤寡亦有生活保障時,和諧社會便更臻完善。『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正就是描述了這種社會狀態。 這繳交收成十分一作為社會保障,並非胡亂猜想。《孟子。滕文公上》說『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三代人民上繳形式不一樣,但大體上就是要上繳收成的十分之一。這上繳收成十分一到了帝制出現後順利過渡,若非順利過渡,牟牟然要人民繳交十分一,必然遇上很多阻力,但《尚書》並沒有記載當時人民對此有任何反抗或逃跑。亦由這人民上繳十分一的順利過渡,而推斷帝制出現前,社會上已有類似政府架構的組織,處理繳納、貯存、管理、及分施的工作。這便是老子所說的『無為』,即社會領袖不擁有天下而為之。這種社會,『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人民勞動所得全歸於人民自己,領袖不會侵佔人民勞動所得、不自恃,不居功。領袖施政貢獻社會,『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施政所生的利益,全歸人民。這種權力照顧社會的責任,便是《道德經》所說的『德』。 全民皆有所養便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亦就是《道德經》所說『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這生活保障便是『講信修睦』一句中的『信』字,也是『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的第一個『信』字。按〈禮記。禮運〉篇所描述的『大同』社會,其實不難實現,到底欠了甚麼而難以實現呢?就是欠了這『講信修睦』的『信』字。所謂『選賢與能』,就是選出講這『信』字及能肩負起社會責任之有『德』的領袖,這『信』字並非指一般的承諾或甚麼政綱。可惜帝制的出現,都把這『信』字和『道』及『德』埋沒了。 〈禮記。禮運〉寫出中國社會制度的一個重大歷史性轉變,『大同』的迷失,就是由帝制出現而開始。『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正是指帝制的建立,天下成為王帝的家產,把天下據為己有,即是《道德經》所說『取天下而為之』,亦即是『有為』,王帝並以父子關係套在人民頭上以示親愛,即是《道德經》所說『其次,親而譽之』,由父子輩分的上尊下卑,社會自此出現不平等的階級觀念,繼而發展成為不平等的階級制度,即是『禮』,『大同』已不再存在,人民勞動生產要孝敬王室,『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人民稍有不從,便嚴刑對待,所以《道德經》說到這個時候,『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到這個時候,王室已忘記了照顧社會民生的責任,『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人民生活得不到保障,對王帝再沒有信心。王制的建立,社會架構退化成層級式統治,失去了照顧人民生活的基本原則,王帝不再是社會領袖,與人民關係只流於表面,『道之華而愚之始』,不察這制度缺失,正是愚昧的開始。及至春秋末『禮崩樂壞』,諸侯割據,不再尊王,各自為政,『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各自把國民認作自己兒子,同時,諸侯覬覦王室家產,權爭內鬥,更成為日後歷史發展的常態,春秋戰國大大小小戰爭便是由此而起,此所以《道德經》批判說『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事實上,〈禮記。禮運〉的整篇重點不在『大同』,而是在於指導全民要服從這上尊下卑的『禮』。古代這『禮』字,實非我們現代想像中的所謂禮貌,而是徹頭徹尾的一種階級制度。『小康』只是帝制統治下所期望的一種社會穩定狀態而已。自帝制出現後,權力因高貴而出現貴族,形成社會不平等的階級制度外,最可惜還迷失了『德』這「權力社會責任」觀念。 老子說『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他生活在封建禮制之下,大膽地提出『欲取天下而為之,吾不見其得矣』,主張『無為』,主張社會領袖不應把天下據為己有,試圖推動改變現有帝制,在階級觀念成為常態之下,重新提出不可思議平等觀念,即是『玄同』,『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這種平等,社會上有領袖與人民,但彼此沒有階級,希望回返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那上古帝制出現前的社會關係,在上古那個時代,『太上,不知有之』,領袖不擁有這國度,領袖人民不以父子相稱,人民不是領袖的兒子。可惜及至老子之世,『人之迷其日固久』,人民已普遍接受了帝制及以為難以改變。老子只有嘆息一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老子的心聲,幾乎所有改革先驅都有同感。《道德經》一開首便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是追求社會制度的範式轉移,希望當時的封建社會有改變。這要求的改變,就是希望社會制度回復『以人為本』,重申帝制出現前的「基本人權」之『道』及「權力社會責任」之『德』。這亦是老子寫《道德經》的根本宗旨。 老子之世,相距帝制出現前的年代已有兩千多年,除社會制度出現劇變外,經濟發展亦大有不同。中國漫長的農業革命,到帝堯時的后稷發明五榖擴大作物範圍,及至商湯時的伊尹發明區田糞種提高產量,再到齊桓公時的管仲發展水文水質土壤研究及水利工程等利農措施,至此農業革命才大致完成。當時畝產已大有改善,及自商朝確定貨幣制度後,商業逐漸興起。到這時候,社會問題比起帝制出現前的時代更為複雜,貧窮問題除階級剝削所造成外,更有市場剝削。老子寫〈小國寡民〉篇,是因應當時社會,為『大同』作出補充。 《道德經》80章:『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道德經》80章是說:「讓特權削弱,國與國之間不再兼併。讓市場上不再有謀取十倍百倍暴利的途徑。讓人民可以珍惜生命,不必冒死遠徙他方。讓戰船戰車雖有也再無所用。讓盔甲兵器雖有也再無所陳設。讓歷史再沒有戰爭記錄。讓人民甘於飲食,衣著講究,安居樂業,各從其俗,樂也融融。讓鄰國大家守望相助。讓天下間只有雞鳴犬吠的生活聲音,刀槍交加之聲絕跡於耳。讓人民可以在家鄉終老,到死不用再四處逃難奔波」。 〈道德經。小國寡民〉篇就是描述一個本著「基本人權」之『道』及「權力社會責任」之『德』所建立的社會,人人安居樂業的景象,運用『權衡輕重』手段以『道』來調節權力極化及以『德』來營造營生環境和調和市場極化,保障「基本人權」及化解戰爭危機,達至社會真正和諧。 事實上『人之迷其日固久』,經過數千年帝制的混擾下,「基本人權」之『道』及「權力社會責任」之『德』已經迷失,現代人只覺『大同』難以實現,正是不知有「權力社會責任」之『德』保障「基本人權」之『道』這理念,而『道』與『德』正就是實現『大同』所欠缺的條件了。這亦是老子寫《道德經》的根本宗旨。 找回《道德經》真正含義的重要性,不單只是找回『道』與『德』,更重要還是找回「雌性領袖本色」。「權力社會責任」保障「基本人權」是實行『以人為本』理念的基本原則,而「雌性領袖本色」便是實行『以人為本』原則的基本態度。整個『以人為本』理念、原則和態度,便是人類社會效法大自然照顧萬物之所謂『道法自然』。 自帝制出現後,父系社會確立,雄性當道,社會失調,致有《道德經》說『知其雄,守其雌』。《道德經》多處凸顯雌性的重要:『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天門開闔,能為雌乎』,『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道德經》所述的大自然母性: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道6〕 大自然養育萬物的精神,是永遠不會磨滅,可以比之如一頭不可思議的母牛。這頭不可思議的母牛,牠的生育之門,可以比之如天地的根源。 『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勢成之』〔道51〕 自然之道促進萬物生長,大自然之德養育萬物。萬物之能夠自我成長成形,都是得力於良好環境之助。…

香港回復社會和諧之路

  從《道德經》看香港(一) 香港回復社會和諧之路   曹鴻輝   香港現在社會紛擾不斷,愚見認為現時香港貧窮問題不斷惡化、住屋問題不斷窘逼、百業謀生空間不斷萎縮,這些才是社會動盪的主因,深層次矛盾就是資本主義雄性表現到了惡化的時候,由市場雄性帶來壟斷,繼而刺激起政治雄性的政爭,最後結成難解的死結,苦了的是大眾市民。有關資本主義雄性政經矛盾的論述,可參閱本文作者文章〈資本主義雄性深層次矛盾與出路〉。一言蔽之,所謂雄性就是不斷的爭奪,出路就是弱化爭奪的惡性發展,回復和諧,『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 香港在回歸後,特區政府曾提出過多項經濟發展新方向,都無疾而終,正是政權的營造營生環境的權力受財權架空所致。在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理念主導下的經濟民生施政方針,是試圖做好營商環境,由於市場主導,把創造職位權全授與企業,營生環境完全受企業支配。只要企業不投入,一切發展大計都成泡影。近年,土地房產、商貿市場、民生等多個政策實施以來,市民謀生空間日益減少,效果已成疑問,應該要反思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理念所帶來的施政困惑了。 營商環境是商人逐利的場所,營生環境是人民謀生的天地,二者並不等同。過往科技未及現代般發達時,營商環境提供就業機會,也有利建立營生環境,但當科技日益發達,市場日益發展,商人支配權日大,造就形成財權,財權坐大及至極化時,營生環境便受壟斷。這不僅獨是香港的問題,而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這一切,在西歐、美國、日本、南美、東南亞、中東、非洲等地方,問題不斷在發展漫延中。 香港人經常緬懷上世紀70年代經濟騰飛的黃金歲月,感嘆良多。事實上,上世紀70年代的香港,外有製造業出口的先機,內有未受市場壟斷的良土,兩者正好為香港營造到一個充滿機會的謀生環境。當時獅子山下充滿機會,拚搏容易打得出頭天,這時候談拚搏精神的確有意義。回看現在,時代及環境已大不相同,地產獨大,使樓價及租金飆升,高樓價高租金不斷在侵蝕謀生空間,同時也侵食居住空間,令很多人無法為生,大部分人前路茫茫,尤其是年輕人,都感到發展機會及發展空間狹窄,在這樣的一個時勢下,不察環境,不回復一個有生機的環境,高談拚搏精神只有流於空泛。 〈基本法。序言〉說要「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社會之能夠安定繁榮,其體現在於人人都能安居樂業,包括有謀生能力的人和沒謀生能力的人。香港近年來謀生空間不斷萎縮,貧富懸殊日益嚴重,香港發展的勢頭,正是與安居樂業背道而馳。自古以來,生計沒有出路,便會形成民怨,『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對政府不信任,社會上下現時並不理解其深層次矛盾在於資本主義極化,雄性的社會對抗便會加劇。 在現有這種自由市場經濟意識形態下,若談經濟,利益只會向財權傾斜,這才引起民間反對,民怨益深,若不談經濟,更令民生沒出路,這種意識形態下的矛盾,是無法解開的死結。正是由於這現實原因,政權受財權架空,在民怨加深時,無論政府提出甚麼經濟指劃,都會有民間團體反對,這便是《管子》所說的『父不父,子不子』。 現時調節社會不均的做法是靠福利政策或扶貧措施。雖有福利或扶貧,但面對壟斷,受助者仍難以謀生,仍難有出路,他們或會意志消沉,或會造成倚賴,招致納稅人不滿,形成產生社會問題的根源。『圖難於其易,圖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很多社會問題,事小時不理會,日積月累,便會演變成大事,社會爭執便由此而起,激發民怨,民怨出現而不去正視,問題不單只會化大,而且會擴散。這資本主義缺陷導致社會問題惡化而無法化解,誘發社會雄性表現,導致社會各階層衝突表面化,撕裂社會。 經濟困局影響民生,民生困乏影響社會,社會不安訴諸政治,政治若然不能排難解紛,死結便會更加糾纏。事情衝突至表面化時,再難以評定誰對誰錯。『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一切問題只能從深層思考找出深層的問題根源所在,然後方能用新思維去徹底解決。 老子《道德經》有極多篇幅分析社會貧富懸殊問題及民怨出現而如何化解民怨的方法,重申中國上古時代『德』這一重要理念,用現代術語可稱之為「權力社會責任」,同時,更提出『道』的「基本人權」觀,主張『遵道而貴德』的「權力社會責任保障基本人權」的社會和諧原則。面對當今社會困局,這些中國古代文化餽寶,可以啟迪新知。 老子說『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社會出現民怨時,政權應該自我檢討是否公平公正,而不是怪責民怨任何人,最重要還是『報怨以德』,政權必須體察民情,履行其「權力社會責任」,按『天之道』的公平原則施政,把弱勢社群受到剝削的情況扭轉過來,民怨才可以化解,社會才可以回復和諧。其實人民的要求十分簡單,『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只希望有安居之所以及有一份工作可以養活家庭而已。和諧社會,安居樂業,並非只是理想,而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人人都有其謀生空間,安居樂業,社會才會安寧。若然不能安居不能樂業,便沒有家的感覺,當社會上人人都能安居樂業,有家的感覺,「家HK」便來得更有意義了。 身居政權權位,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份社會責任,因為政權權位是社會上最特別的位置,是萬民之所賴。若是一份工作,某人可以支配的,應只是他的工資,但身居政權權位的人,所支配的,是數目相當龐大的公帑,公帑支配在於社會,其社會責任是不言自明。用『政者正也』作標準,這樣便有檢定施政能力及得失的參考了。同時,政權必須對前景明朗,因為政權是社會大眾生活生存之所賴,當政權經常說前景不明朗時,反影出施政方針已有問題。 因囿於資本主義政經思維,欠缺『以人為本』原則,引至施政方向出現偏差,影響民生。《道德經》說『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為奇,善復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過往「行之有效」的行事方式須經常檢討,『常知稽式,是謂玄德』,因時代及環境的變遷,方針或會出現偏差,而檢驗的標準就是社會上有沒有出現結構性地存在有人的謀生權受到剝奪,出現結構性貧窮。香港貧窮問題愈見嚴重,這是不爭的事實,是社會所公認。政權不能說「貧窮問題難以解決」,因為解決貧窮問題是政權的重要責任之一。香港的結構性市場壟斷在於地產市場極化,嚴重影響營生環境。《道德經》中所謂『長而不宰』,政權的責任是帶領社會整體生活,而不是只管理好一本帳目,『聖人不積』,更不是使庫房不斷累積財富。政府不應只是計算總產值以及社會資源的絕對產值,而是均衡地看市民的謀生情況和生活條件供求。 從《道德經》所找回中國重要古代傳統文化『道』與『德』,找回「權力社會責任保障基本人權」理念,正可以為政府重拾『政者正也』的施政權力,發揮履行「權力社會責任」的政權功能,可以讓政府更有效地『弱者,道之用』原理『權衡輕重』,扭轉過分偏賴房地產市場的畸形經濟發展,以及可以用立法方式有效地弱化任何市場上所出現的壟斷情況,還原市民應有的謀生空間。『天之道,損有餘以補不足』,《道德經》及《管子》整個社會和諧原理及市場和諧手段是天理,而並非干預市場自由,相反,反而是確保市場自由,當覺察到有壟斷情況出現時才觸發調節機制,觸發點就是有人謀生出問題開始成為現象。 追求社會公正,持中與持平兩種態度實際上是兩回事。社會不均,持中是會使社會傾砸,『權衡輕重』才可以持平,社會才會安穩。舉例說就猶如一把尺,尺身均勻,持平時支點位於中點,若然尺身不均勻,一端粗一端幼,持平時支點就要置於重點而不是中點,這便是『權衡輕重』的基本道理。 『權衡輕重』與干預市場不同,它並非直接介入市場活動,而只是變換舊環境間接調節市場。『權衡輕重』有一個原則,就是體現一個『以人為本』的營生環境,化解市場壟斷導致營生環境的損害,檢驗標準在於是否出現結構性地有人的謀生權受到剝奪,是否出現結構性貧窮。倘若政權欠缺這原則,而只在市場上隨波逐流,便失去了政權『政者正也』的超然位置。『其無正』,只會不斷帶來社會爭端,這亦是世界各地多處發生動亂的深層原因。 香港行資本主義,由於其政治雄性本質,當社會問題無法看見有效解決,便必然會引起政黨或論政人士非議,並起來爭取最大公帑支配權,期以重新分配公帑方式解決社會問題。資本主義政黨政治,只是公帑支配權的爭奪戰,只能用盡辦法爭取最大支配權,在有限的公帑範圍內,希望較照顧弱勢社群地重新分配公帑,或為自己所屬的利益集團或所代表的持份者謀取最大份額,同時亦只能維持對參政者不貪贓枉法舞弊徇私的最低道德要求。然而,在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思維作祟下,無論哪種政見的人士或組織主政或掌握公帑支配權,都無法解決市場極化問題,社會問題依然無法解決,走進了死胡同。 資本主義民主選舉由於時代和文化的局限,欠缺『以人為本』原則和「權力社會責任保障基本人權」理念,『朝三暮四』改作『朝四暮三』,就算出現何種形式的普選,社會制度只是外表轉變,市民並沒有真正受益,就算『朝五暮二』甚或『朝六暮一』,都是一樣。社會爭執,無非為求公義,可惜在沒有「權力社會責任」理念下,只在爭奪公帑最大支配權,都是於事無補,『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以「權力社會責任」還原一個可生活的大環境,才是正道。無論政治權力如何分立或分層及無論何種形式選舉,投身政治者應有其造福社會的能力和表現,而不只在爭奪公帑的支配權。各方要是明白到資本主義雄性這一切,便可以放下政爭成見,合力以「權力社會責任保障基本人權」的原則,首先攪好經濟民生。 資本主義民主理念是一種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猶如信仰,近似宗教,有人會因為信仰而堅持,或不顧一切,甚至殉道犧牲。香港人近世接受西方教育,認同西方一套普世價值,認同了這種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面對社會不公,會受同理心驅使而行動。在這種意識形態下,都會認同西方民主選舉制度是民主的“終極目標”。要是這樣子理解香港人心中的西方思想,便可以體諒現時香港人對政制改革的侷束要求和態度。事實上,當西方社會認識到資本主義的缺失,明白到中華傳統文化之博大精深,了解到中華文化有一個更完整的基本人權觀存在,認識到中華文化具備的『以人為本』普世價值觀更為完整時,也會反思,應該不會再固執堅持。這正如莊子所說,『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因為西方並沒有這樣的文化背景。『以人為本』普世價值觀理應為不同文化所理解,它只是在人的層面說話,可以作為不同文化互相尊重平等共存的基礎。不同文化有不同的歷史問題,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不同文化有各自回歸到『以人為本』的道路,亦免卻不少干涉內政的疑慮。香港各方人士若然明白到社會政治爭拗原來是因為資本主義政經漏洞所造成,明白到資本主義因其雄性而帶來社會相爭的必然性,亦會反思,建立共識,回歸『以人為本』,以公義先行,彼此諒解,讓社會回復和諧,屆時便會上下一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老子說『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只要了解和明白問題關鍵所在,便可以找到解決問題的竅門,一切便會迎刃而解。否則,死結只會越加糾纏,問題越更加難解。 近年來,香港一直以勤奮進取的「獅子山下精神」為港人自勉,希望港人重新振作。現在倡議的「絕處逢生計劃」,正是以獅子山為中心,以荃灣、沙田、黃大仙及深水埗作為四肢,再環環相扣遍及全城。這計劃以旅遊為主打,以文化增值為肌理,吸引及帶動遊客走遍各區,為各區地區經濟注入一強心針,再不會讓旅遊人士有缺乏旅遊點之感,而且更不會只集中某兩三個景點,不會只利益某兩三個行業,而是全城得益,全民得益,還讓來港旅遊人士真正體味真香港,得到真正與城市一起呼吸的樂趣。 「絕處逢生計劃」不僅帶動城市旅遊的新模式,更可以為改善環境的環保投資,得回百倍千倍的實質利潤回報,可以平抑過分倚賴地產業獨大之弊,還將會建立一個實業市場平台,藉香港金融中心之利,成為創新事業的融資平台,疏導金融市場資金走向實業,除了為香港創意產業及文化產業建立穩固基礎外,還會帶動和吸引世界各地的創意和人才來香港謀發展。 「絕處逢生計劃」將會倡議運用『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原則用「基建社會企業」的新企業模式運作。「基建社會企業」可說是一間營商的NGO,只是營商業務本質有異於其他私人企業,它是特別針對市場壟斷而倡議的市場平台,民間只要有商機,不論是否高科技,也可以確保在平台上孕育及成長,引進市場,不會受大企業市場壟斷。現時就算有種子基金或創業孵化中心,卻要求高科技高回報,十分挑剔,而且任由初生企業在大市場中自生自滅,夭折率極高,難成氣候。「基建社會企業」成立的宗旨和作用,正就是補足這些企業扶育的缺陷。「基建社會企業」可說是微小企業的母體,積體龐大,其本身的營運能力足以庇蔭微小企業成長至自立,而且是與社會互利共存,具有社會責任,所以歸類為「社會企業」,之所以稱為「基建」,因為它是一種軟性基建投資,也可以說是自由市場上『權衡輕重』以及還原生活大環境的工具,有了這一平台,微小企業便有了發展機會的保証,理論上亦藉此可以無限地創造職位。縱使如此,「基建社會企業」仍然在自由市場的規律下運作,它帶來自由市場的革新,但又不會帶來突變,衝擊市場。同時,它亦是一種社會性的投資基建,『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可藉著市場運作原則疏導資金洪流,引導游資流向有需要的地方,這樣子,「基建社會企業」可以透過市場機制,除縮減區域內之貧富差距外,亦可以縮減貧區與富區間的貧富差距,體現『天之道,損有餘以補不足』。 香港將會肩負起帶來世界和平的歷史任務。「基建社會企業」的建議,並非只單獨針對香港困境而言,而是為現世面對資本主義雄性經濟極化所感到徬徨和焦躁的一個解決方向,香港之重要,在於香港將會走在世界的最前端。要是「絕處逢生計劃」建設成第一間「基建社會企業」,不但可以為香港重建和諧社會,還會成為世界各地借鏡的地方。要是世界各地人民都能夠安居樂業,便看不見還有甚麼發動戰爭的理由。中華文化就是愛好和平的,老子說『以無事取天下』,莫非如此。 www.wumingpres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