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道德經》看世界（二）

走向大同

曹鴻輝

中國人視『大同』為社會的最高目標，到底何謂『大同』呢？『大』是超乎尋常的意思，『同』是指平等，所謂『大同』就是指超乎尋常之平等，亦即是沒有階級觀念的平等社會之意。這『大同』平等社會理念，應該早已是共識的了，但為何仍只是當作一個理想社會，可曾想過中國古代曾經出現過多個世紀呢！這是據確解《道德經》後有所發現的。既然出現過，亦應該可以實現。『大同』社會狀況的描述，首見於〈禮記。禮運〉，而且甚為詳盡，說實在，並不是甚麼高難度的要求，到底為何不可能呢？若然難以實現，到底欠缺了又或失去了些甚麼呢？

〈禮記。禮運〉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現先談〈禮記。禮運〉中關於『大同』社會的描述。『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就是一種社會關係，非親非故亦得到社會照顧，而且是全民照顧。全民照顧具體上『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年幼的可以健康成長至自立，年壯的可以謀生自食其力，年老的可以安享晚年，還特別指出『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沒有謀生能力的人都能夠生活。

全民皆有所養可說是和諧社會的基本條件，『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故外戶而不閉』便就和諧社會所表現出來的景象。『男有分，女有歸』，男性有其工作，女性有其歸宿。『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物盡其用，不會有多餘的棄而無用，同時必需品不會有缺，不用私自收藏以備不時之需，當有需要時，只要勞動便能賺取回來，在『大同』時代，未有貴族，所以一般百姓只是老實地生活，不會奢華。『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人人都勞動謀生，沒有人不勞而獲，人人自食其力，就算多勞多得，亦『不必為己』，不會過份積財，與人分享，之所以不用積財，因為謀生機會永遠有保障，永遠有勞動機會而有所得。『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故外戶而不閉』，全民就業，全民皆有所養，整個社會都得到生活保障，只要勞動，便能有所得，所以不用謀算別人的財產，人人能謀生，人人能生活，亦不用去偷去搶，所以可以夜不閉戶。

中國『象帝之先』上古時代這個的『大同』社會，應該是農業革命出現後才演化而成。在中國上古時代，高智慧者發現了榖物及一些食用植物的生長規律，並發現了天氣與種植的關係，便開始耕作，展開了一場農業革命。所謂革命，是人類生活方式的重大改變，不用再經常要狩獵覓食，只要勞動，便可以有收成，而且，在正常情況下，雖然農業剛起步，只要勞動數月及足夠勞動，便可以足夠有一年的糧食，尤其是冬天，可以貯糧過冬，這是人類社會的一大進步。『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周而復始，人民的生活大大的得到保障，亦開始了生產的概念。這便是中國古代新石器時期的神農氏時代，亦是老子所說『失道而後德』的世代，橫跨數千年。

農業革命不單帶來生活上的轉變，還建立了人與土地的緊密關係，開始定居，繼而有定居的建設發展，並開始建立財產觀念。人類定居，因地制宜，集體務農，亦因而出現了社會組織及集體關係。

務農與狩獵不同，務農不像狩獵，必須按時勞動，數月後才有收成，所以在集體裡面，人人都要勞動生產，自食其力，在集體裡，有能力勞動的人，亦不會有人游手好閒不事生產，因為在集體關注下，必須勞動，不生產的可有誰來養活。人與萬物一樣，謀生是生存的權利，也是生存要負的責任。在這種全民就業的社會狀況下，人人可以養活自己，沒有生活矛盾，形成和諧社會，這種和諧是自然而然，和諧社會又保障了謀生的「基本人權」，這便是《道德經》所說的『道』。

人的能力差異，高智慧者的知識分享，可以為一般人解決生產問題，繼而在集體中出現領導與追隨者的關係，再繼而出現權力，為集體排難解紛，使能力稍遜的都可以自食其力，『百姓皆曰我自然』，百姓覺得一切都是自己勞動的成果，沒有誰欠了誰，沒有所謂『恩』。這時候，能力稍遜的得到照顧，但老弱孤寡沒勞動能力的人仍然是個問題，只有集體協約，問題交由集體負責，最後協議勞動者每年交出收成的十分一，作為社會保障，因為人人都有失去勞動能力的可能性，這亦可算是買保險。當老弱孤寡亦有生活保障時，和諧社會便更臻完善。『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正就是描述了這種社會狀態。

這繳交收成十分一作為社會保障，並非胡亂猜想。《孟子。滕文公上》說『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三代人民上繳形式不一樣，但大體上就是要上繳收成的十分之一。這上繳收成十分一到了帝制出現後順利過渡，若非順利過渡，牟牟然要人民繳交十分一，必然遇上很多阻力，但《尚書》並沒有記載當時人民對此有任何反抗或逃跑。亦由這人民上繳十分一的順利過渡，而推斷帝制出現前，社會上已有類似政府架構的組織，處理繳納、貯存、管理、及分施的工作。這便是老子所說的『無為』，即社會領袖不擁有天下而為之。這種社會，『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人民勞動所得全歸於人民自己，領袖不會侵佔人民勞動所得、不自恃，不居功。領袖施政貢獻社會，『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施政所生的利益，全歸人民。這種權力照顧社會的責任，便是《道德經》所說的『德』。

全民皆有所養便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亦就是《道德經》所說『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這生活保障便是『講信修睦』一句中的『信』字，也是『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的第一個『信』字。按〈禮記。禮運〉篇所描述的『大同』社會，其實不難實現，到底欠了甚麼而難以實現呢？就是欠了這『講信修睦』的『信』字。所謂『選賢與能』，就是選出講這『信』字及能肩負起社會責任之有『德』的領袖，這『信』字並非指一般的承諾或甚麼政綱。可惜帝制的出現，都把這『信』字和『道』及『德』埋沒了。

〈禮記。禮運〉寫出中國社會制度的一個重大歷史性轉變，『大同』的迷失，就是由帝制出現而開始。『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正是指帝制的建立，天下成為王帝的家產，把天下據為己有，即是《道德經》所說『取天下而為之』，亦即是『有為』，王帝並以父子關係套在人民頭上以示親愛，即是《道德經》所說『其次，親而譽之』，由父子輩分的上尊下卑，社會自此出現不平等的階級觀念，繼而發展成為不平等的階級制度，即是『禮』，『大同』已不再存在，人民勞動生產要孝敬王室，『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人民稍有不從，便嚴刑對待，所以《道德經》說到這個時候，『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到這個時候，王室已忘記了照顧社會民生的責任，『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人民生活得不到保障，對王帝再沒有信心。王制的建立，社會架構退化成層級式統治，失去了照顧人民生活的基本原則，王帝不再是社會領袖，與人民關係只流於表面，『道之華而愚之始』，不察這制度缺失，正是愚昧的開始。及至春秋末『禮崩樂壞』，諸侯割據，不再尊王，各自為政，『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各自把國民認作自己兒子，同時，諸侯覬覦王室家產，權爭內鬥，更成為日後歷史發展的常態，春秋戰國大大小小戰爭便是由此而起，此所以《道德經》批判說『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事實上，〈禮記。禮運〉的整篇重點不在『大同』，而是在於指導全民要服從這上尊下卑的『禮』。古代這『禮』字，實非我們現代想像中的所謂禮貌，而是徹頭徹尾的一種階級制度。『小康』只是帝制統治下所期望的一種社會穩定狀態而已。自帝制出現後，權力因高貴而出現貴族，形成社會不平等的階級制度外，最可惜還迷失了『德』這「權力社會責任」觀念。

老子說『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他生活在封建禮制之下，大膽地提出『欲取天下而為之，吾不見其得矣』，主張『無為』，主張社會領袖不應把天下據為己有，試圖推動改變現有帝制，在階級觀念成為常態之下，重新提出不可思議平等觀念，即是『玄同』，『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這種平等，社會上有領袖與人民，但彼此沒有階級，希望回返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那上古帝制出現前的社會關係，在上古那個時代，『太上，不知有之』，領袖不擁有這國度，領袖人民不以父子相稱，人民不是領袖的兒子。可惜及至老子之世，『人之迷其日固久』，人民已普遍接受了帝制及以為難以改變。老子只有嘆息一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老子的心聲，幾乎所有改革先驅都有同感。《道德經》一開首便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是追求社會制度的範式轉移，希望當時的封建社會有改變。這要求的改變，就是希望社會制度回復『以人為本』，重申帝制出現前的「基本人權」之『道』及「權力社會責任」之『德』。這亦是老子寫《道德經》的根本宗旨。

老子之世，相距帝制出現前的年代已有兩千多年，除社會制度出現劇變外，經濟發展亦大有不同。中國漫長的農業革命，到帝堯時的后稷發明五榖擴大作物範圍，及至商湯時的伊尹發明區田糞種提高產量，再到齊桓公時的管仲發展水文水質土壤研究及水利工程等利農措施，至此農業革命才大致完成。當時畝產已大有改善，及自商朝確定貨幣制度後，商業逐漸興起。到這時候，社會問題比起帝制出現前的時代更為複雜，貧窮問題除階級剝削所造成外，更有市場剝削。老子寫〈小國寡民〉篇，是因應當時社會，為『大同』作出補充。

《道德經》80章：『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道德經》80章是說：「讓特權削弱，國與國之間不再兼併。讓市場上不再有謀取十倍百倍暴利的途徑。讓人民可以珍惜生命，不必冒死遠徙他方。讓戰船戰車雖有也再無所用。讓盔甲兵器雖有也再無所陳設。讓歷史再沒有戰爭記錄。讓人民甘於飲食，衣著講究，安居樂業，各從其俗，樂也融融。讓鄰國大家守望相助。讓天下間只有雞鳴犬吠的生活聲音，刀槍交加之聲絕跡於耳。讓人民可以在家鄉終老，到死不用再四處逃難奔波」。

〈道德經。小國寡民〉篇就是描述一個本著「基本人權」之『道』及「權力社會責任」之『德』所建立的社會，人人安居樂業的景象，運用『權衡輕重』手段以『道』來調節權力極化及以『德』來營造營生環境和調和市場極化，保障「基本人權」及化解戰爭危機，達至社會真正和諧。

事實上『人之迷其日固久』，經過數千年帝制的混擾下，「基本人權」之『道』及「權力社會責任」之『德』已經迷失，現代人只覺『大同』難以實現，正是不知有「權力社會責任」之『德』保障「基本人權」之『道』這理念，而『道』與『德』正就是實現『大同』所欠缺的條件了。這亦是老子寫《道德經》的根本宗旨。

找回《道德經》真正含義的重要性，不單只是找回『道』與『德』，更重要還是找回「雌性領袖本色」。「權力社會責任」保障「基本人權」是實行『以人為本』理念的基本原則，而「雌性領袖本色」便是實行『以人為本』原則的基本態度。整個『以人為本』理念、原則和態度，便是人類社會效法大自然照顧萬物之所謂『道法自然』。

自帝制出現後，父系社會確立，雄性當道，社會失調，致有《道德經》說『知其雄，守其雌』。《道德經》多處凸顯雌性的重要：『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天門開闔，能為雌乎』，『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道德經》所述的大自然母性：

《道德經》所述『道法自然』的領袖責任：

《道德經》所述的雌性領袖本色：

《道德經》所述雌性領袖本色在於社會：

《道德經》所述雌性領袖本色在於國際：

《道德經》所述雌性領袖本色在於人類：

自帝制出現，確立了父系社會傳統，「雌性領袖本色」便逐漸淡忘。老子寫《道德經》，重提「雌性領袖本色」理念，但很快又湮沒於歷史中。現在，雖然說已是民主時代，自由平等觀念亦普及民心，可惜，帝制傳統所建立的父系社會雄性殘餘，仍然主導著人心，一切自由平等人權這些『大同』普世價值觀，均不知如何實現，令人迷惘。如今找回「雌性領袖本色」，解開了謎團，就算面對甚麼新環境新矛盾，只要堅守「權力社會責任保障基本人權」的原則，走向『大同』之路便已經打開了。畢竟，經過數千年父系社會雄性的影響，這條路並不平坦，只能加以時日，逐步消磨不平等觀念，才能實現，『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

到了現在，環境已與老子年代相去很遠，科學昌明，科技發達，人權提升，而且已全球一體化，又有不同文化互相接觸，縱使如此，「基本人權」應該不變。現在重提『大同』，並非追求回到農業革命初期的生活方式，而只是寄取『大同』精神。綜觀『大同』理念，簡單來說，可有兩點，一是社會地位的自由平等，二是謀生權利的自由平等。『大同』平等社會理念，亦應該放諸四海皆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