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道德經》看世界（一）

資本主義雄性深層次矛盾與出路

曹鴻輝

現在英語ECONOMY一字中文翻譯作「經濟」，其實東西方有文化差異，英語ECONOMY一字與中文「經濟」一詞在意義上有根本性的不同。「經濟」一詞取自『經國濟世』，字義和觀念本來便有其社會意義。而ECONOMY是POLITICAL ECONOMY的短稱，從字源上來說，ECONOMY是有家產管理的意思，引申至現代國家層面，即是國家理財理念。在阿當斯密寫《原富論》之前，西方文化中似乎並不發覺有「萬民皆有所養」的經國濟世觀，及至阿當斯密寫《原富論》，才發現有「萬民皆有所養」的含義，但沒有言明，這含義亦一直為人所疏忽，然而，往後經濟學家也逐漸把就業問題視作重要課題之一。畢竟，國家理財理念是有國界的，這種經濟觀並沒有全球性以全人類為本的理念，亦因為以國家利益為本，因此而經常引發國際爭端，諸如貿易戰、貨幣戰、資源爭奪戰、網絡戰、甚至霸主爭奪戰等等，後果堪虞。現在，從觀乎中西方文化的差異，來分析及試圖找出解開現今世界面對經濟困局的竅門。

中國古代早已存在經濟觀，『民以食為天』，意思即是「萬民皆有所養是為天理」，這同時亦是中國古代的政治觀。『政者正也』，中國古代的政權，就是有照顧社會的責任，政權是民生的載體，是承載人民生活的社會大器，千古流傳的一句話『厚德載物』正就是這社會大器的意思，這也就是老子『樸散則為器』之『器』。『厚德』就是照顧社會的豐厚能力。『厚德載物』之所以是《周易》坤卦卦象，是因為政權承擔其「權力社會責任」，猶如一件器皿承載著人民，讓萬民皆有所養，這種態度與大自然照顧萬物讓萬物皆有所養的態度一樣，同屬雌性。三代帝制發展至春秋末，政權趨向雄性越來越厲害，變得專權，統治貴族階層貪圖逸樂而疏於政事，弄至社會民不聊生，所以老子寫《道德經》，重申『德』之「權力社會責任」之重要，明確提出『知其雄，守其雌』，希望回復這種政權的雌性政治態度。

中國古人觀察大自然，觀察到萬物有雌有雄，有陰有陽，雌雄配合而互濟，陰陽結合而世代續命，很早便有陰陽互濟的和諧理論，命在傳宗接代。和諧理論應用在社會，是為社會和諧之理，命在人類的傳宗接代。雌雄或陰陽調和是中國古代自有和獨有的文化，相信是中華民族先祖從大自然、萬物及自然現象中觀察所得，歸納出可適用於各方面的一個定理，適用於人體、健康、行事、處事、人際關係、社會關係、甚至社會現象。此所以《周易》有乾坤二卦，《尚書》有『玄牡』；《道德經》亦有『知其雄，守其雌』和『玄牝』。

雖然一直以來沒有明文定義雌雄特性是甚麼，可能因為早已是共識吧，老子說『牝常以靜勝牡』，其實時至今天，雌雄特性仍可以從自然萬物以及人身上也可以觀察歸納得來，但是，雌雄特性與男女性別並沒有必然關係。當然，雄性亦有其積極進取、嚴正等等的正面，雌性亦有優柔寡斷、縱容等等的負面，但在此不贅。現把雌雄特性普遍列舉出來：

雄性特性：剛強、偉大、高人一等、唯我獨尊、自我為先、自以為主、獨佔、支配、恩賜、操縱、管束、畜養依附者、自尊心重、主觀、固執、大意、拘謹、猶豫、拖拉、輕信、推諉、虛榮、炫耀、自誇、自大、自恃、稱強、爭先、好勇、好鬥、征服、容易衝動、容易亢奮、競爭好勝、不共戴天、等等不一而足。

雌性特性：柔弱、微小、平易近人、平等待人、他人為先、不以為主、分享、支持、仁慈、包容、開放、培育自立人、胸襟廣闊、客觀、開通、細心、大方、決斷、主動、重諾、承擔、務實、收藏、謙遜、虛心、不恃、示弱、讓後、平和、謙讓、不爭、深思熟慮、悠然自若、互利共享、和平共存、等等不一而足。

中國古代的陰陽互補理論，就是希望這兩種特性互相補足取得平衡，達至互利共存的結果。《道德經》多處提及到雌雄特性，而這種雌性態度正就是《道德經》中所描述上古時代領袖平等待人的社會治理態度，是中國更遠古『仁』文化的體現，即是《管子》所說的『先人而自後而無以為，仁也』。

可惜，中國社會自帝制出現後，父系社會確立，雄性當道，社會失調，致有老子提出『知其雄，守其雌』，說政權要認清楚雄性態度之誤民，應要堅持雌性態度來帶領萬民生活。事實上，《道德經》中所說的雌雄性，是由人性擴大至社會現象以及政權態度。普世的人都認同大自然養育萬物，態度就好像母親一樣，這種態度可以比擬大自然雌性，就是所謂『道法自然』，政權要效法大自然本著雌性領袖本色來照顧萬民，令萬民能夠生活。大自然之養育萬物，只在於營造良好環境讓萬物自立成長，而不是施捨。所以在『道法自然』的原則下，政權之帶領人民生活，亦在於營造良好環境讓萬民自我成長自立生活。這種效法大自然的雌性領袖本色，主要特點是有大能力及有創造力，足以改善環境和營造環境，以後助方式支持萬民自立生活。《道德經》第8章正好為這種雌性領袖本色作一定義。

《道德經》第8章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它意思是說「一個完善的領袖，施政態度會有如水一樣。水最善於利益萬物，而不會與萬物相爭。水不相爭的特性，正是一般人所厭惡。不與民相爭，已接近自然之道，但仍未足夠完善，還需要兼備水的七善。居於一處，要像水一樣，能夠潤澤所到地方。心中思考，要像水一樣，能夠深沉顧慮周全。與人相處，要像水一樣，以人為本為民著想。言語說話，要像水一樣，如潮有信信守無欺。正別權衡，要像水一樣，公平對待毫不偏頗。處事辦事，要像水一樣，能幹敏捷毫不拘泥。行動起來，要像水一樣，適時而起因時而動。兼備水的七善，再不與民相爭，才不會招致人民的怨尤」。其中，營造環境是七善之首。

事實上，政治與經濟都是關乎民生，二者是分割不開的。《管子》說『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中國古代政治理念『政者正也』十分重要。《說文解字》說：『正，從一，止聲』，『一』即是和諧的『天之道』，老子說『天之道，損有餘以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天之道』減損積聚過多的以補足不足的，讓弱勢社群亦能夠生活，『人之道』則會不斷索取，表示人性貪婪的一面。政權要是憑『天之道』施政，可以抑制『人之道』的貪婪。『天之道』就是人人皆能夠生活的社會制度，所以老子又說『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政權本著『天之道』和諧理念施政，社會才見公平，萬民亦能夠生活。所謂『正，從一，止聲』，政權以『天之道』施政，萬民皆有所養，此所以使人民沒有離心。如何判斷社會出問題呢？『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很簡單，『其無正』，社會出現不公的現象，便反影出施政出現問題。若然社會出現不公而不及早找出問題的矛盾所在，不及早處理，民怨便會越積越深，『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只是扶貧，只是補補貼貼，只從表面處理，而不去化解深層次矛盾，問題始終無法解決，『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所以政權本著『以人為本』的『天之道』施政，才是正道。

老子《道德經》中的『道』和『德』及『以人為本』理念，其實有源遠流長的歷史，而文字記載則可追溯自《管子》。由確解《道德經》及《管子》，可重塑三代時的社會面貌，找回權力的社會意義，用現代術語說，稱為「權力社會責任」。而這種『以人為本』履行「權力社會責任」的施政手段，《管子》便說得很明白，稱為『權衡輕重』。自商朝出現官定貨幣，藉貨幣『調通民利』，人民向政權繳納收成十分一，可以取回貨幣，在必要時可以用貨幣向政權換回糧食，這樣便建立了貨幣的信用。貨幣有了法定信用，成了通貨，才建立市場運作。及至周朝，市場已經成形，不過人民繳納糧食換取貨幣的制度取消了，人民在必要時的糧食供求，以市場來取代。管仲在世前，市場運作是民間活動，政權除收取『關市之稅』外，便不再過問市場活動及市價，商人經商往往牟取十倍百倍之利，年月過去，商人逐漸積財而形成財權，社會上亦出現貧富懸殊，貧富懸殊的社會問題並非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獨有。民生受市場影響，財權妨礙了政權應有照顧民生之義，兩千多年前《管子》已批判此為『二君二王』，社會變相出現了兩個權力中心。及至管仲主政，掌握貨幣的原意，論說『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運用權力『權衡輕重』，發揮貨幣調節市場的功能，減輕貧富懸殊的惡化發展，使弱勢社群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使齊國太平。中國初期的貨幣制度，原本是有極重要的社會意義的，甚至可以說創設貨幣制度的原意就在其社會功能。

權力從字源上可知其社會性。『權』本來是秤錘的意思，即是法碼，社會猶如一把秤，社會不平，秤杆便會傾倒。政權運用權力，移動這社會法碼，把社會之秤持平，便就是『權衡輕重』。可惜經過兩千多年帝制進一步發展，『權』字的意思經過雄性薰染，變成特權，即是關乎社會利益以外的支配權，其本身的社會意義已經淡忘。

人人自己的勞動所得，完全有自己支配的權利，這是理所當然，但是社會財產非個人勞動所得，誰有權去支配呢？由重新認識《道德經》的真義後，進而了解到帝制出現前『象帝之先』的社會面貌。

中國古代自農業革命出現後，建立了『大同』社會，時人為了生活風險而建立社會保障共識，使沒有謀生能力的『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大眾同意交出十分一收成以作為社保基金，形成社會財產。社會財產屬於社會，並非屬於個人，而社會資產數目異常龐大，可以支配這龐大社會資產的權力亦異常巨大。掌握這支配權實際上是掌握非比尋常的權力，只用於社會則可，由此亦可以理解掌握這支配權的人有其社會責任。這便是《道德經》所說的『失道而後德』時代。可惜帝制出現，這一切都改變了。

帝制的出現，帶來劃時代的改變，歷史由母系社會正式進入父系社會，雄性主導了世界。古代帝制時期，王帝會「理所當然」的說，這江山是他的，一切國家財富及社會資源以及人民都是屬於王帝及其帝裔子嗣所擁有，王帝擁有國家財富及社會資源以及人民的絕對支配權，社會繳納的收成十分一亦歸王帝擁有。這便是《道德經》所說的『有為』，意思即是「擁有天下而為之」。

遠溯數千年歷史之重要，是因為現今雖然進入民主共和年代，但是經歷了數千年帝制的社會偏差，很多對社會有建設性的古代文化都因而失傳了，現今貧富懸殊等社會失衡問題無法解決，尋回古代智慧可堪為現代作借鏡。由《道德經》的新發現中，可以重新認識雌性領袖本色的意義，可以重新分析更遠古的權力演化過程，從而了解到現代社會問題未能解決所欠缺的條件。

前帝制時代：雌性政權，平等社會，社會領袖並不擁有國家和人民，是『無為』時代。政權有社會財富支配權，有社會架構行政管理權。政權有照顧社會的「權力社會責任」，有營造營生環境照顧社會的創造能力，使有謀生能力的人能謀生自食其力。由社會現象反影政權的責任和能力，人人勞動，人人有所得，無庸監管。

帝制時代：雄性政權，階級社會，元首將國家和人民據為己有，是『有為』時代。政權享有國家財產及國家資源的擁有權及支配權，有社會架構行政管理權，有社會治安管理權，有人民自由控制權，有人民生殺權，有戰爭發動權。政權照顧社會的「權力社會責任」逐漸消失遺忘，沒有營造營生環境照顧社會的創造能力，沒有調節社會不均的能力，人民沒有自食其力的謀生權保障，社會保障只及賑災之義。國家是政權的私產，政權沒有社會監管。

資本主義民主現代：政權具雌雄性，近代共和政體由兩百多年前才開始，雖然政權不再世襲，元首不再將國家和人民據為己有，形式是『無為』，但在歷史進程突變的情況下，政府運作體制大部分仍沿襲自帝制，同時，政權亦部分沿襲帝制時代的雄性，制度與帝制出現前的『無為』大有分別，只流於表面化。政權享有國家財產及國家資源的支配權，有社會架構行政管理權，有社會治安管理權，有戰爭發動權。至於人民自由控制權及人民生殺權，則交由法律制度處置。因為帝制時代政權照顧社會的「權力社會責任」已遺忘了，資本主義民主政權並未覺醒，政權沒有營造營生環境照顧社會及調節社會不均的概念，亦因此而沒有營造營生環境照顧社會的創造能力，沒有調節社會不均的能力，人民沒有自食其力的謀生權保障，同時，資本主義民主因為本著自由思想而釋放民間的活動自由，經濟活動完全由民間主導。社會保障以福利政策為主。政權運作由監察制度監管。由於沒有「權力社會責任保障基本人權」的文化和思想，沒有營造營生環境照顧社會概念，亦沒有以此作為檢驗元首得失的標準，就算政黨輪替，亦沒有以此作為對執政黨的要求，民主選舉的意義變得模糊。政權掌大權而疏於照顧社會，仍保留著權力雄性。

資本主義民主政體，建立共和，人人平等，主要是因為擺脫帝制時代政權對人民的操控，還原人民自由，所以民間活動，包括工商業在內經濟百業，政權都不得干預，以及政權不得參與市場活動，促成絕對自由市場的原型。政權不得干預，這樣使民間由營商而發展而成的大企業不斷膨脹，大企業雖然各自為政各謀其私，但大企業組成的商界，集結而成為財權，形成市場雄性表現。這便是有些政府面對「企業大至不能傾倒」的煩惱。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從來便沒有『以人為本』的理念在其中，公認市場是不談道德的。到此，要問一個根本性問題，到底經濟的功能是什麽？到底經濟是關乎民生大事，抑或是供部分人的逐利場所？營商環境是商人逐利的環境，營生環境是人民謀生的天地，二者並不等同。過往科技未及現代般發達時，營商提供就業機會，也有利建立營生環境，但當市場上商人支配權日大，形成財權，財權坐大及至極化時，營生環境便受壟斷。近年科技發展神速，很多傳統工作位置受淘汰，市場未能及時調整創造新工種，大企業本身是私人企業，本質是謀私，並沒有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的「權力社會責任」，因而造成社會不均貧富懸殊的社會問題。兩千多年前，《管子》已批判財權極化之弊，並說『君之所予，非君所賴』，政權不應倚賴財權來解決民生問題。政權要是依賴財權，便失去了『政者正也』的權力社會功能。

由於受自由思想的“約束”下，不能干預市場成為教條及規範，資本主義政權可以做到的，只能透過調控資金流動來調控市場活力。調控方式不外乎四種手段，就是調控匯率、利率、稅率及銀行儲備金。原意是當經濟過熱時收緊，減少資金流動力和流動性，經濟呆滯時放鬆，刺激資金流動力和提高流動性。最新的手段是量化寬鬆政策，以政府額外地增加貨幣供應量從市場上買債，放鬆市場銀根。事實上，民間游資根本已匯聚成洪流，四處流竄，興波作浪，進一步放鬆銀根，只會進一步增加市場的不穩定性，以及刺激股市、樓市、商品期貨市場等等亢奮性地增長，暴升暴跌，嚴重影響民生。而由於營生環境由市場及財權掌控，就算調控市場上的流動性，亦不能確保流動性走入實體經濟層面，不能有效地釋放營生活力創造職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是欠缺了讓眾人謀生生存的『以人為本』考量。

經濟若是以市場為本，政權便會隨波逐流而失於正，再沒有調節社會的能力和功能，政權基本上受財權所架空，此所以自2008年金融海嘯發生以來，無論量化寬鬆政策怎樣，GDP、通脹、利率等等一連串經濟指標性數據的參考性已成疑問，實體經濟依然低迷沒有起色，歐美如是，日本如是。亦難怪近月美國聯儲局在加息問題上會這樣躊躕，懸念多多，加息與否都會引起市場反應，把預期效果消化掉，實際上聯儲局的權力已被財權架空，已失去主導經濟的地位，或可以說是束手無策。而是否需要加息，已脫離了經濟是否低迷還是過熱的基本考慮原則。所謂經濟泡沫的定義更是人言人殊，甚或沒有定義，病灶弄不清，便難以對症下藥了。

事實上，26個世紀前的《管子》早已說『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本趣耕，而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為治乎』，批判量化寬鬆政策處理市場及民生之難有成效，且在欠缺營生環境之下，就算工作亦保證不了謀生，變相有如勞役一樣，社會亦難以安寧。自2008年起七個寒暑以來，並沒有不可抗力的氣候劇變或大自然災害令世界經濟一蹶不振，所謂經濟沒起色都是人為的。『弱者，道之用』，人為的問題只能用人類智慧來解決，亦只能由人類自己來解決，否則，『反者，道之動』，最終會惡化至玉石俱焚。

資本主義讓民間的自由市場極化發展，使社會經濟環境惡化，但又沒有調和原則和理念來扭轉惡化趨勢，使施政者束手無策。若當屆政府未能解決社會矛盾或社會問題，只能變換政權，期望社會問題能由新政府有新思維去解決。變換政權，或是透過選舉的非武力方式改變，如一般西方國家，或是用武力方式推翻現政府，建立新政，如一些中東國家。但是，由於現今世界「權力社會責任保障基本人權」理念，沒有營造營生環境照顧社會概念，沒有以此作為對執政黨的要求，無論政權如何更替，無論那個政黨上場主政，亦改變不了在自由市場集體壟斷下政權被財權架空的現實，實體經濟依然不會有起色，民生依然困苦，社會問題只會不斷惡化，希臘、西班牙、埃及等國家情況便是這樣。

由於沒有「權力社會責任保障基本人權」理念，資本主義政黨政治，只是一場參與公帑支配權的爭奪戰，按資本主義政治現實，政黨只會用盡辦法爭取最大公帑支配權，或為自己所屬的利益集團謀取最大份額，或只能希望較照顧弱勢社群地把有限的公帑作重新分配。論理，投身政治者應有其造福社會的能力和表現，而不是只為公帑支配權而相爭。

事實上，掌握公帑支配權的人可說是高人一等，凸顯其尊貴身份。掌握這支配權的人，在古代是為貴族，在現今社會亦成為新貴族。欠缺「權力社會責任」理念，在習慣權力鬥爭的社會裡，民主選舉只會變成爭奪貴位的一場遊戲，這些支配權亦成了特權，政黨在各級議會選舉中都在打這支配權的主意。這支配權十分有吸引力，成為權力慾人士的夢想。這是資本主義政治雄性表現。

沒有「權力社會責任」理念，施政只在於如何支配有限公帑，社會得益並沒有改變。在這種政治經濟的意識形態局限中，無論普選用甚麼方式進行，無論市民選擇權開放到甚麼程度，所推選出來的政權，都是死結難解，這正是《列子》一則『朝三暮四』的寓意，無論是早上三顆橡實晚上四顆橡實，抑或是早上四顆橡實晚上三顆橡實，總數都是七顆，所得沒變。《列子》這則寓言，原是寓意當時平民雖可透過『學而優則士』的方式走近權力核心甚至分享權力，但封建社會的階級制度依然沒變，階級歧視及社會不公依然存在，貧窮問題及人權問題依然沒有解決，人民並沒有實際得益。引伸到現代民主社會，元首雖然由民主選舉產生，可惜政權失卻了『政者正也』的社會功能，財權益大，新階級歧視及社會不公依然存在，貧窮問題及人權問題依然沒有解決，人民一樣沒有實際得益。

資本主義民主理念原意在打擊專制政權，還原人民的自由，所以對政權加以約制及監察，還安排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互相制衡，以防行政權力有過份的特權，這是無可厚非，事實上可以說，三權分立之三權，同屬政權的一部分，而在法治觀念的共識下，三權同受法律所約制。可惜西方文化傳統中，並沒有社會雌雄現象的分析和雌雄調和的和諧理論，政權觀念中沒有「權力社會責任保障基本人權」理念，現代民主政制除了沒有王帝外，施政方式基本上沿襲帝制，法律因而忽略了保障「基本人權」的原則性條文，成為法治理念的缺陷，可以理解的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並不等如在天之下人人平等，這便有違自由民主的精神，法律只變成約束人民生活的工具，而不是保障人民生存的約章。社會應要反思「人人都有其謀生權」之重要，把「基本人權」理念融入法律中，才能完善法治理念，這樣才能使司法制度更能彰顯其正義功能。「基本人權」得到法律保障，社會上能夠實現，不致每每訴諸法律，才是大治。西方資本主義由於沒有雌性領袖本色的歷史傳統，因而無法察覺其雄性，這是一種文化盲點。

現代民主時代，由『有為』回到『無為』，大地不再屬於王帝而是屬於人民，畢竟，讓社會能夠和諧運作，執掌支配公帑及社會資源大權的人的確是要選舉出來的。由於現代社會剛由帝制走出來，社會仍然生活在帝制的長尾中，雄性思維仍然佔據人心，主要還是欠缺「權力社會責任保障基本人權」的和諧理念，使資本主義民主選舉制度未臻完善，『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當世人認識到有「權力社會責任保障基本人權」和諧理念這回事時，便會對社會有新的要求，對政權亦有新的要求，『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自然會出現一種新的選舉方式。當民主回歸到『以人為本』，旨在全民皆有所養，所有政黨的政治理念相差亦不會太大，當所有政黨都以全民利益為依歸時，亦不應再有集團利益之爭，政黨政治亦會變得無關宏旨，屆時民主選舉將會回歸到『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的大同民主選舉。社會剛從帝制走出來，民主之路只是走了一半。目前，世界面對民生困苦問題極其嚴重，解決民生問題應更為實在和優先。

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標榜人權，但西方思想存在雄性的情意結，西方有人用競爭力不足來標榜弱勢社群，喻其若要生存必須加強競爭力，經常把競爭力掛在咀邊。然而需要反思的是，是否欠缺競爭力便沒有資格生存，要接受淘汰？這會出現矛盾，因為這論調是違反人權。視弱勢社群競爭力不足，在雄性思維主導下，過往歷史出現過奴隸制度及階級制度，近代則催生了達爾文主義、優生學、階級歧視、種族歧視、種族仇恨、甚至種族滅絕。要知道，競爭力不足的弱勢社群是不會坐以待斃，他們或是反抗，或是以其他違法甚犯法的方式求存，『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試問弱勢社群無法過活，到底他們是否要死？若不，又誰來養活他們呢？再想一想，是否弱勢社群也有其生存空間，讓他們都能自食其力會更好呢？這便是《道德經》「權力社會責任保障基本人權」整個道德原理所在。

人類生存，擁有基本的生存權，弱勢社群的生存權受到剝奪時，必須有一中間力量來調節，『調通民利』，保障所有人都充份享有這生存權，這便是政權的「權力社會責任」。這並非甚麼教條，應該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這道理亦應該是千古不變。中國古代『以人為本』的文化失傳了兩千多年，但並不落後，鑑古知今，可找回現代解決社會問題的方向。

《道德經》第28章說『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它意思是說「發現有強悍的雄性跡象出現，便應該要固守包容人民的雌性本質，這樣才可以作為人民的谿谷。能夠作為人民的谿谷，德便可以恆久而不會衰減，那麼便可以回到嬰兒含德之厚的狀態。發現有標榜高貴的跡象出現，便應該要固守眷顧人民的本質，這樣才可以作為人民的模範。能夠作為人民的模範，德便可以恆久而不會偏離，那麼社會便可以不會再有極化現象出現。發現有表現虛榮的跡象出現，便應該要固守避免人民受辱的本質，這樣才可以養育人民。能夠養育人民，德便可以恆久而足夠，那麼便可以真正體察得到低下階層的實況。能夠體察低下階層實況，領悟無名，作前邏輯思考，那便可以用新思維找出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成就經國濟世社會大器。聖人以這種態度作典範，以身作則，便可以領導各級官員投入工作，治理社會。所以一個全面照顧社會的制度，是不應該分上尊下卑，把社會割裂開來」。

‌帝制時代父系社會所遺留下來的雄性特性，現在仍然存在於不同文化中及不同領域中，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甚至個人，這都是國際間或社會上各個層面經常發生衝突、對抗甚或戰爭的原發基因，《道德經》『知其雄，守其雌』一語，應該對社會衝突甚至國際衝突各方都有啟發性。

中國古代農業社會生活簡樸，現代科技先進生活複雜，但是，人人可以謀生的「基本人權」理應不變，這即是全民就業觀念。發現《道德經》的真義後，才可以認清楚資本主義的雄性深層次矛盾，亦啟發出以全民就業為基礎的一種全新經濟理念。人人若有其謀生的權利，便不應該有失業。

現今世界經濟困局，有識之士都說世界要變，老子說『名可名，非常名』就是要有新思維，說『道可道，非常道』就是要探索新制度。『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是說當現有制度發現有毛病時，便要用新思維探索出一個新制度來，社會一切絕非一繩不變，更不是食古不化。千古不變的，應是人類世代延續的命，人類要是世代續命，便需要維繫一個和諧社會，要是維繫一個和諧社會，人人的生活都應該得到保障，相信這道理應該會為世所認同。中國古代就存在「權力社會責任保障基本人權」這一套社會和諧理論，保障弱勢社群的權利，這套『遵道而貴德』的道理，應是超越時代，自古到現在直到永遠，都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