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利卓別靈在電影《大獨裁者》中演講所說的Machine Heart, Machine Mind就是兩千多年前莊子所說的「機心」了。我們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又吸取些甚麼教訓呢？

機心

《原富論》出版的前一年，瓦特改良蒸汽機亦終於研究成功，揭開了工業革命的序幕。工業革命是一場機動力取代人力的革命，嚴重衝擊人力勞動的生產模式，人的生產價值亦出現改變，進一步破壞了社會分工的理想。事實上，工業革命加上自由貿易，為英國帶來繁榮的維多利亞女王時代，同時亦伴生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亞當斯密期望自由貿易解決社會貧窮的理想並沒有實現，而且影響是世界性。工業革命帶來機心，機心的出現，至二十世紀因科技加速發展而更見嚴重，所帶來的新工種遠遠彌補不了失去的工作崗位，貧窮及失業的人亦越來越多。『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道77〕，老子說『知人者智』〔道33〕，並非讚譽，而是批判這種只知人之道而不知天之道的人智。老子說『以智治國，國之賊』〔道65〕，便正好批判現今經濟極化所造成的禍害。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卬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莊子。天地〕。

莊子一則機心的寓言，便指出人智帶來的後果。『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在於機械取代人力所帶來的影響，一是不勞而獲，二是取代人力而有機會妨礙到他人的生存空間。莊子秉承老子的『以人為本』思想，只希望人智的所有發明，先以人作考量，以德利民造福社會。

人類的發明，帶來了生產力革命性的進步。遠古的農業革命，近世的工業革命，以及現世的科技革命，本質都是這樣。可惜，農業革命卻為人類帶來數千年不平等的帝制，製造貧窮，禍延數千年。近世重新啟蒙，重新雖然建立自由平等觀念，可惜仍有不足，工業革命及科技革命帶來生產力的突飛猛進，但始終未能覺醒如何化解貧窮問題。

工業革命

瓦特蒸汽機的發明，掀起了一場工業革命，所謂革命，是人類生活方式的徹底改變，工業生產開始進入機動力量產時代。機動力取代人力，除了提高生產效率及產量外，還可以做到人力不能做到的工作，日後配合科技不斷發展，機器生產的產品比人工產品更優勝，可以更精準細緻，品質可以更優美，人類可以有更多餘閑時間休息、享樂及發展文化事業。

但機動力取代人力的結果，卻嚴重衝擊人力勞動的生產模式，人的生產價值亦出現改變，進一步破壞了當時的社會分工，人力價值下降。第一次工業革命出現後，機械研究不斷發展，機械動力加強了，帶動第二次工業革命，造就了長途運輸的能力，國際貿易亦繁盛起來，讓重商主義更加顯示國家實力。資本主義自由市場觀打破貿易壁壘，其實重商主義的本質仍然未變。工業革命及國際貿易的興起，使歐洲經濟轉型，由農業過渡到工業，使土地資源錯用，破壞了生態環境，也破壞了營生環境。商業貿易雖然使國家不斷積聚財富，但是商人一切唯利是圖，財富只積聚在商人的口袋裡。弱勢社群並沒有甚麼保障，造成社會貧富懸殊嚴重，亞當斯密期望自由貿易解決社會貧窮的理想並沒有實現，這情況一直存在至今。

在一切唯利是圖的情況下，市場觀念逐漸改變，一切講貨物賣買多於講貨物供求，市場供求變成是貨物買賣的關係，過往市場以生活來定位的情況不再存在，亞當斯密所說的無形之手根本沒有出現過。在唯利是圖的市場觀作祟下，出現消費主義甚至過度消費來維持經濟運作，逐步使泡沫經濟不斷膨脹，資金只在有消費能力的人手中兜轉。

經濟轉型使勞動人口重新分配。畢竟，商業配合科技的發展，衍生出多重中流作業的新行業，但機動力量產帶來對社會的衝擊，歷兩百多年還未曾自然調節完成。在日趨極化的經濟環境中，弱勢社群難以在社會立足，造成現時的貧富懸殊日益惡化的局面。這些弱勢社群到底要如何處理呢？是否要接受淘汰呢？這種思想在既得利益階層腦海中一直盤踞，很容易會出現優生學的高貴思想，甚至出現種族大屠殺的慘劇。其實，剝奪他人生活環境害生，與用刀槍殺人無異。

現今世界行資本主義，以西方文化價值觀為依歸，西方思想著重生命，但就是欠缺『德』及『知和曰常』的道德觀，現今世界出現經濟極化的問題，亦因而無從解決，《道德經》的再發現，可以給世人一個思考的新方向。

農業革命

很多人以為農業革命已是歷史陳跡，都把它遺忘了。農業革命雖然造福社會，影響深遠，然而，它帶來人類社會負面影響更為深遠，到現在還未磨滅。

在中國上古時代，高智慧者發現了榖物及一些食用植物的生長規律，並發現了天氣與種植的關係，便開始耕作，展開了一場農業革命。所謂革命，是人類生活方式自此改變了，不用再經常要狩獵覓食，只要勞動，便可以有收成，而且在正常情況下，只要勞動數月及勞動足夠，便可以足夠有一年的糧食，尤其是冬天，可以貯糧過冬。『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周而復始，人民的生活大大的得到保障，開始了生產觀念。這便是中國古代的神農氏時代，屬新石器時期，橫跨數千年，亦是老子所說的『失道而後德』。中國漫長的農業革命，到帝堯時的后稷發明五榖擴大作物範圍，及至商湯時的伊尹發明區田糞種提高產量，再到齊桓公時的管仲發展水文水質土壤研究及水利工程等利農措施，至此農業革命才大致完成，此後惠及中國兩千多年。

上古時代，農業革命不單帶來生活上的轉變，還建立了人與土地的緊密關係，開始定居，繼而有定居的建設發展，並開始建立財產觀念。人類定居，集體務農，亦因而出現了社會組織及集體關係。人的能力差異，高智慧者的知識分享，可以為一般人解決生產問題，繼而在集體中出現領導與追隨者的關係，再繼而出現權力，為集體排難解紛，這便是老子所說的『無為』，即不擁有天下而為之。

可惜，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加上權力與財產觀念的結合，卒之誘發出『有為』，即擁有天下而為之，亦即是帝制。中國自黃帝稱帝起，開始了統治時代，人民與土地變成了統治者的財產。社會自此不再平等，出現階級分化，階級特權造成社會不公，階級觀念形成貴賤思想。帝制統治的出現，由平等至不平等，是人類社會的一次極大轉變，社會必然出現過一番思想鬥爭，統治者只有用授命於天來作理據麻痺人心，中外皆然。階級特權至周朝行封建禮制，貧富懸殊亦因此而加劇了。老子說『大制不割』，就是要重申社會制度是不應該有階級分化割裂開來的。而階級觀念及貴賤思想，亦禍延至今。

一個純農業社會，最大的特點是和諧，人人必須守望相助，因為收成有時間表，平時必須看守著勞作，互相幫助也起著互相監察的作用，沒有人是不工作的。這時候，人與人之間必然會建立一套相處的默契，互相尊重。所以時至春秋，農民是不會像孔子所說像禽獸一般野蠻，孔子的所謂『野』，根本只是階級歧視，農民亦受欺壓歧視直到今天。

戰國的教訓

周朝行封建，分封諸侯，以上尊下卑的金字塔式階級禮制分層掌權，以確保周室天子的統治。分封諸侯，即天子與諸侯分享土地人民，亦即是分享天子的財產，也分享權力。但諸侯大夫擁權後，亦因此而出現相爭的亂局，自此周朝不斷出內戰，禍及人民，老子說『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因為戰爭過後影響耕作，必然失收。畢竟，在春秋時代，諸侯相爭或大夫篡位只為求財，爭奪土地，只為謀奪人民，因為土地有人耕作才長出稅收。所以春秋之戰，除戰事傷亡外，並不會濫殺平民。

春秋與戰國之分野，在於孔子的出現。孔子推行儒家，要求人民也支持禮制，確保周天子的統治。孔子教人民學禮，只是教人民學習一套如何向權貴恭敬的禮儀，還必須要誠意正心，回報是『學而優則仕』，有機會踏上仕途，不用再辛勞耕作。老子說『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正是批評這樣開闢了一條捷徑給人民。春秋時一向有從民間吸納人才進入統治階層，但都以才幹來選拔，走上仕途後才學禮儀，並沒有只懂一套叩頭打恭作揖的禮儀便可以。當時很多農民便這樣受引誘，放下耕作去學禮，但官職有限，結果造成大批人民遊手好閒無所事事。原因是學禮便是所謂學做『人』，要脫離『禽獸』行列，農民被視為野視為小人，不願再回到農田耕作，出現中國史上第一批失業潮，失業潮發展至戰國，便成為所謂『食客三千』的食客了。

儒生為求一官半職，便只有為人主獻策賣命，儒生中當然總有如李克孟子等思想以人為本，但大多數只為自己謀取利祿，成全人主野心，向諸侯販賣智慧。孔子至孟子期間百多年，歷史無聲無色，這股販智的暗湧卻一直壯大。到孟子時代，諸侯相爭不再只是求財，而是想獨佔天下，紛紛脫離周室自立稱王，爭奪土地只是為了你死我活。結果到了張儀這些智士的出現，加上白起之勇猛，助長秦國兼併天下的條件，情況再也一發不可收拾。白起征戰連年，戰場以外，還濫殺無辜，斬首過百萬，是有文字記錄以來的第一次大屠殺，戰國時期餓死路邊的更不計其數。這種消耗戰很快便促成秦始皇帝統一天下。人智用不得其所時為害人間，比任何東西更為可怕。老子一早已提出警告，說『以智治國，國之賊』，可惜歷史就是這樣發展。老子批判『智』，並非批判智慧，而只是批判只知『人之道』貪婪乖巧的機智。

近世資本主義發展至今，富人不再是以爭奪財富為目的，他們所擁有的財富十世也用不完，只是一遂獨佔天下之心而已。大企業及大財團背後便充斥著一大群只知『人之道』的智士，剝奪別人生存空間殺人比起刀劍更兇狠，更不易為人察覺。從金錢的領域(Domain)來對比土地的領域，大財團可比之於諸侯，便可以看見現今世界的發展趨勢與戰國情況如出一轍。經濟極化已逐漸引發戰爭危機，到底歷史發展，是可以預料抑或不可以預料的呢？可以避免抑或不可以避免的呢？中國古代戰國的出現，以及老子的一句『以智治國，國之賊』，是否可以為世人帶來警醒呢？

知足之足，常足矣

老子說的知足，並非指一般人的甚麼安貧樂道，而是對過度謀取財富的人說的，與孟子見梁惠王時說『何必曰利』同樣道理。當時貧富懸殊的出現，主要是統治階層不理民生，更向農民抽重稅，所謂貧窮，已是到了難以生存的地步，老子說『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正反映當時的實況。至於現代的所謂『安貧樂道』，只是面對社會不公作出忍讓的一種自我麻痺心態而已。『反者，道之動』，在社會不公下要求生活受壓迫的人不造聲，只會潛伏危機，不會帶來和諧。

現今普世注視社會不公的問題，雖然已普遍重視『道』的生存權理念，但長久以來喪失了『德』的權力社會責任理念，亦不知如何調節社會扭轉不公。歐美近日正在討論富人稅，其實作用不大，富人擁有龐大調動資金能力的財權，小小稅款可以在市場上賺取回來，問題是財權之左右市場能力龐大，可不斷侵蝕他人的生存空間。另方面有錢人為求保值而在金融市場上投資以錢變錢，投入金融市場泡沫化的惡性循環，刺激物價影響民生。富人捐錢救濟窮人，是彌補不了他們賺錢時剝奪窮人生存空間的損失。愛心應是基於尊重而不是基於同情憐憫，尊重生命應以尊重生存權為要，而生存是要自立而不是依賴。

近年開始有授漁說，教導窮人『捕魚』自力更生。然而，問題在於學懂『捕魚』技術後，沒有機會到江湖大海也是徒勞，這便是要確保有營生環境的重要所在，亦即是莊子所說『相濡以沫，不如兩忘於江湖』的道理。

人人都可以在良好的營生環境中工作及生活，安居樂業，都可過充裕生活，生活富足，那麼充裕生活以外，額外財富的意義便不大，這時才會有真正知足的觀念。這時候，額外的財富，可說是過剩，也可以說是無用的資源耗損，由大自然和諧觀念來調節，這便是環保理念及可持續發展觀的道德基礎。

知足與明天是相對應的。若明天的生活有保證，那麼今天知足，便不用把明天後天的生活都在今天之內賺取回來，明天的生活可以明天才賺取。那麼今天的知足，便可以確保有明天。現今世人不知如何有明天，正正就反映出有些人不知足。今天知足，便總有明天，明天知足，便總有明天的明天，這樣推演，便是『常足』了，這也即是可持續發展觀的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