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國蓄》篇

 

《管子。國蓄》篇主要闡釋和諧社會以人為本的經濟原則,以及用作權衡輕重的以人為本貨幣政策,重現一為種失傳了2600年的貨幣功能。

《管子。國蓄》篇中的國蓄,是國家財富的意思,英文就是Wealth of Nations,管仲的國家財富觀念,比亞當斯密(Adam Smith)還要早24個世紀。

但必須先要澄清當時『國』的觀念,周朝是行封建制度的『有為』,所謂『有為』,即是帝制,意思是擁有天下而為之,天下是天子所擁有的天下,土地及人民屬統治階層所擁有。封建制度是天子把自己所擁有的土地人民分封給諸侯,建立層級禮制來鞏固自己的統治。諸侯擁有的土地稱『國』,即所擁有的地域。當時所謂的國家財富,意思原本即是諸侯的私人財富。

及至管仲,提出統治者施政要『以人為本』,意謂統治者的財富收益,本來是由人民勞動所得分成而來,所以應對人民尊重,尊重人民的生存,使人民的生活得到保障,這樣子,人民便會勤奮勞動,所得成果便會豐碩,順帶使統治者的財富收益亦因此而更大。老子說『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為本邪,非乎』〔道39,便說明了這統治者與人民的關係。管仲的『以人為本』施政理念,一改當時國家財富即諸侯私人財富的觀念,指出萬民皆有所養時,國家才可算是富強,同時亦藉以國家富強為由,使萬民皆有所養。管仲施政『以人為本』所確立的人權觀,在春秋當世民間影響很大,尤其對老子思想影響非常深遠。管仲提出這一套全新的國富觀念,即是藏富於民。藏富於民理念也與亞當斯密的相似,但實施方向則相去甚遠。

中國商湯時伊尹發明區田糞種,大大提高農作產量,出現餘糧,因而激發貿易買賣的興起,形成商業,商業亦因在商朝興起而得名。商業的存在,促成貨幣的出現和發展,作為貨物交換的媒介。商朝之世,九州覆蓋幅員遼闊,正是周武王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本身已是一個非常大的市場。因為商代商業發達,自商代起,民間士農工商的社會分工亦逐漸定型,財富觀念亦逐漸由擁有糧食演變成擁有錢財。同時權力的演變,亦由照顧社會的責任退化成致富的特權。

《孟子。滕文公上》說『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指出總的來說,夏商周三代,人民耕作收成所得,要向天子上繳十分之一。

到底人民向上繳交十分一,是否是夏朝開始,抑或是更早,這是值得研究的課題。好大可能在神農氏的農業革命出現後,農業社會開始定型時,這上繳十分之一便已經成為慣例。最初開始上繳十分一時,人人應是自願及覺得合理,初期上繳的原意,大部分應用作社會再分配,贍養沒有工作能力的人,亦即是『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這情況亦即是《禮記。禮運》所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時代。這時候,社會領導人作為統籌及主持社會的再分配,表明著某種形式的政府組織早已出現,即是『無為』。否則,那時農業尚未發達,要是『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供養的糧食又從何而來?之所以『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因為農業社會必須和諧,早期上繳十分之一亦標誌著和諧社會的出現。畢竟,《禮記。禮運》描述大同社會後便說『今大道既隱』,禮制的出現,把大同社會再現的期盼完全摧毀了。

其實黃帝稱帝後,禪讓堯舜兩代,到禹之後出現世襲,『有為』至此定型,天下真正變成屬於一個家族所擁有,擁有天下而為之。這時候,人民上繳的十分一,便順理成章歸天子所擁有。《莊子。天運》說『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就是批評自夏禹起出現的世襲式統治,這種不平等制度令人震驚。畢竟在夏朝,雖有之前帝堯時后稷發明五榖,擴大了糧食農作範圍,但當時不論社會上下,生活仍然十分艱辛,糧食是頭號大事,人人能夠溫飽已是很滿足了。及至商朝糧產可以提高了,開始有富庶的生活形式出現,社會上下層的生活差距才逐漸擴大,貨幣的出現,上層更用金銀珠寶等財富作為飾物來表現自己的尊貴。

《孟子。滕文公上》說『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雖然三代人民都要上繳十分之一,其實情況並不一樣。按《孟子。滕文公上》的解釋,夏代所謂『貢』,是平均年產量的十分一。周代所謂『徹』,即是井田制八戶合耕的公田部分,『貢』『徹』上繳後就是了,唯獨是商代的『助』與別不同。《春秋穀梁傳》說的『十一而助』,按《孟子。滕文公上》說『助者,藉也』,《小爾雅。廣言》說『藉,借也』。所謂『助』,就是,可說是借,意即是向人民『借糧』,而『借糧』是會還的,《管子。國蓄》說『天子籍於幣』,而管仲行藉十一政策,與『助』相同,所以可以推斷商代『十一而助』,天子是會發回貨幣給人民來清還『借糧』,所以《禮記。王制》亦說『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這樣子,可以理解成商代人民享有十足收成,所以《孟子。滕文公上》中孟子借龍子之口稱讚三代中以商代『十一而助』政策為最理想,人民受益最多。

商代人民得回錢幣,可作為凶年農作歉收時,購買糧食之用,也可以作為易物的媒介,購買其他必需品,當然,當時士農工商分工,非農亦可用錢幣來兌現自己的工產及商益,以便買糧。管仲更進一步利用貨幣政策,運用槓桿原理來調解民生,也讓公家的收入通過槓桿原理合理化。商業流傳至周朝,自由市場不變,管仲面對的同樣是自由市場,而且財權已經壯大因而導致市場傾側。雖然商人經商需要繳交關稅和市稅,但羊毛出在羊身上,都會在買賣上賺取回來。商人經商致富,形成權力,操縱物價,影響民生。《管子。輕重甲》說『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說若然人君不適當調節市場,國家便會出現兩個權力中心。因而管仲提出權衡輕重,調節物價,令百姓能有所生活。

管仲《國蓄》以及亞當斯密《原富論》的藏富於民理念,同樣有『以人為本』精神,但由於文化傳統不同,時代背景不同,所得出的方法,自然亦有很大差別。

有別於西方,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上有權力社會責任理念,即帝制出現前『無為』社會的『德』,或帝制出現後『有為』社會的『仁』。無論夏代的『貢』,或商代的『助』,以及周代春秋的『徹』,無論徵收標準如何,在當時農業社會,農業是經濟主要原動力,農民生活有保障,才有生產,統治階層才有收入,所以當時『仁』的權力社會責任是有其必要。同時在三代,但凡男丁到成年時,除工商外,必分配田地給予耕作,夏朝五十畝,商朝七十畝,周朝一百畝,人民生活應該仍有所保證。當時民間出現士農工商社會分工,就是一個全民就業的概念。然而,周代人均耕地比夏商多,按理生活應該較好,可惜春秋時代仍不時有人餓死路邊,可以猜測當時農民生活如此困苦,只可說是統治階層在本身或在管理上出現嚴重問題。

周朝行封建禮制,天子向諸侯分封土地人民及權力,卻因而造成諸侯相爭的亂局,戰亂頻仍,嚴重影響民生,所以老子說『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道38。亦因為禮制的出現,階級觀念更嚴重,基層人民地位更見低下卑賤。在這情況下,管仲重申『以人為本』施政,重提權力社會責任,認為下民受惠時社會才會安穩,社會安穩時統治權才會鞏固,以此論據來保障人民的生存權利。人民生活沒保障便會作反,這便是管仲所謂『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同時,因為周朝權力層級分封的禮制關係,擁有權力的特權階級數目增加,濫刑情況大增,管仲亦因而提出立法,以規限特權階級對人民用刑。

權力社會責任在於營造環境以利便人民生活,《管子》大部分篇幅便講述如何營造環境改善民生,基本上《管子》是一本古代政府行政管理的專書,權力社會責任還包括如何調節社會貧富不均,即是權衡輕重。而『以人為本』調節社會,亦一直是中國歷代法家權臣施政方針,是中國特有的政治社會意識。可惜一直以來,多是儒家權臣當道,以君為本,致令社會不公情況一直存在,而管仲的重要性亦一直隱沒了,《管子》一書更一直誤會只是戰國時期的偽作。事實上,經多翻考證,及用《道德經》與《管子》作相互對比,可以論證《管子》早在春秋時已經成書,《道德經》與《管子》同樣是講述權力社會責任,以及凸出權力社會責任與社會和諧的關係,《道德經》與《管子》的關聯性之高,更足以說明老子思想是源自管仲。不知中國古代有權力社會責任這回事,不明白甚麼是權力社會責任,是完全解不明白《道德經》以及《管子》的。這一切,在《老子。道德經。道法自然》一書中有詳細論述和分析。

周朝行封建制,諸侯分享了天子的國土,國家變成諸侯的私產,國與國之間亦因而有利益衝突,情況與歐洲十七八世紀時相似。亞當斯密之時,歐洲各國以國富兵強為要,重商主義加上殖民主義擴張,國與國之間利益衝突導致國際紛爭,各國因而設立關稅壁壘,以防他國經商致富權力坐大,因而影響國內民生。亞當斯密此時提出撤銷關稅壁壘,刺激貿易,振興經濟以達致全民受益,藏富於民,民富等於國富,是當時的全新觀念。但西方傳統找不到權力調節社會的思想,雖然是民富,卻只是富了民間的有錢人,貧富懸殊差距仍大,亞當斯密藉自由貿易振興經濟解決民生問題的算盤並不打響。社會無法調節的後遺症亦禍延至今,貧富差距擴大,國與國之間的利益衝突亦無法化解,情況有目共睹。從確解《道德經》中,找回中國古代『道』的生存權理念,找回『德』的權力社會責任保障百姓生存權,可以化解資本主義困局之餘,更重新發現管仲及《管子》的重要性,他的『以人為本』經濟理論,足以為現世所借鑑,老子說『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道57,可說是此之謂也,而『以人為本』的經濟理論,除可以解除現今由資本主義極化所造成的經濟不明朗因素外,更是世界和平的契機。

 

《管子。國蓄》篇白話解註如下: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

分段解:國家糧倉雖有足夠十年食用的糧食,但人民勞動所得仍然不足以解決飽肚問題,才會紛紛轉而用盡技巧,博取人君任用,希望食君之祿。人君雖有山高海深之多的黃金,但人民所擁有錢財仍然不足以應付日常使用,才會紛紛轉而用盡心思,向人君賣弄本事,希望賺君之財。所以人君必須掌握糧食調配的權力,以公正態度使糧食運用得當,就這樣,人民才會百分百以上層領導為依靠。五穀食米等糧食,是人民性命所賴以維持的必需品。黃金刀幣等貨幣,只是人民生活物資交易的流通媒介。所以善於治理國家的人君,必會掌控物資交易的媒介,調節生活必需品的供求,使人人生活得到保障,這樣子,所有人的勞動都不會白做白費,都會盡力地去工作。

分段註:

[1]『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便是權衡輕重,『以人為本』調節社會的理念。這也就是老子所說『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道77了。此中所謂『有餘』『不足』,並非因為能力或勞力差異所造成,而是制度出問題而產生,權衡輕重只是彌補制度上所出現的漏洞,完全不是平均主義。

接續《國蓄》篇『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故民愛可洽於上也。租籍者,所以彊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利出於一孔,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

分段解:一般人民,必然喜歡上層領導恪守誠信為人民謀幸福,亦必會盡一切力量去謀取自己的利益,四海之內的人都是這樣。給予人民利益,人民自然喜歡,倘若奪取人民利益,人民自然會憤怒,一般人民的心理都是這樣。先王十分明白這道理,所以在施政方面,皆見只會給予人民利益,而不會表露有任何謀奪人民利益的理由。這樣子,領導人自然會得到人民的愛戴。收成前以借的形式向人民收取田租,其實可說是強求於人民,收成後以稅的形式向人民收取田租,這種請求亦令人民憂慮。有駕馭天下能力的人君,都不會強求於人民,亦不會有令人民憂慮的請求,這樣子,天下間所有老百姓必然樂意追從。人民利益就是國家財富,若國家財富中只穿一孔流失利益,這國家可以無可匹敵,若穿二孔流失利益,這國家的兵力仍算強盛,若穿三孔流失利益,這國家的兵力只能守而不能攻,若穿四孔流失利益,這國家必會滅亡。先王十分明白這道理,所以在治下領土內,讓人民能夠生活,讓人民留下來不會離去,堵塞所有有損人民利益的途徑。給予人民利益,大權操之在人君手裡,奪取人民利益,大權亦操之在人君手裡,要人民貧困,操之在人君手裡,要人民富強,亦操之在人君手裡。人民生活富足時,必會對領導人愛戴如日月,亦會視人君有如親生父母一般。

分段註:

[2]管仲行藉十一已較周朝其他諸侯國優勝,而管仲說『租籍者,所以彊求也』,目標更希望連藉十一也廢除,希望政府收入完全從行政管理中間接而來,不是直接向人民收取。管仲權衡輕重讓社會回復公平的重點,不在於錢財的均分或均享,而是在於人人都可以生活能夠安居樂業。

[3]管仲秉承『以無事取天下』的和平態度治國,所謂『其國無敵』『其兵不詘』『不可以舉兵』『其國必亡』,只是借用人君的好戰心理,來分析藏富於民與國家利益的關係。

[4]『親君若父母』指出夏商周三代以父子關係來比擬統治階層與人民的關係,人民必須向統治階層有如父母一般孝敬,這便是當時的所謂孝道。管仲提出『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說若然人君沒有履行管治者的責任,不能令人民生活安穩,人民亦不會對人君孝敬,這亦就是權力社會責任的概念。

[5]老子說『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道66,江海能夠駕馭百谷,所以可以成為百谷王,這裡所謂駕馭,是指有容乃大,能夠治理百谷不致造成水患。『王霸之君』的所謂『王』,意思是有能力駕馭天下大勢讓天下能治的人。身居王位而沒有駕馭天下能力便就是『道之華』

[6]《管子。內業》說『執一不失,能君萬物。君子使物,不為物使』,所謂君,就是擁有支配調動的能力,人君便應該具備這種能力,否則便難以作為人君。身居君位而沒有支配調動能力一樣是『道之華』。同時,《管子。內業》說的所謂『一』,就是社會和諧的意思,即低下階層都有所養,同樣也就是老子所說『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道39『一』了。

[7]管仲強調人君的利益,在於藏富於民,就是『以人為本』治國理念,而強調人君利益,只是先要滿足掌權人的心理。『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便就是老子所說『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道2。封建禮制正是由於世襲而得權位,掌權人只知逸樂,難有『以人為本』理念,便難以為『君』『王』

接續《國蓄》篇『凡將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賡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

分段解:凡將身居權位經營所擁有國土的人,若不通曉輕重的道理,便難以設立一道無形的圍欄制止人民離去。不能調和社會讓所有人民都得享利益,使人民無法安居樂業,施政便難以稱得上是大治。這樣子,萬乘大國會出現坐擁萬金的商人,千乘中等國會出現坐擁千金的商人,何解會這樣呢?因為國君自己擁有財富多,人民得益便會少,臣下便不會對人君盡忠,士亦不會為人君盡力。天氣年年都有差異,對農作收成必會有影響,有時會失收,有時會豐收,豐收時糧多,糧價便會低賤,失收時糧少,糧價便會矜貴,此所以人君施政,發令有緩有急,民情有輕有重。要是人君不分輕重,不能治理好社會,便會使商賈可以屯積居奇,乘著人民不能自給的機會,抬高糧價,謀取百倍利潤。其實,要是土地能夠公平享用,勞動力強的人民自然不會離去,要是財富能夠公平享有,智力高的人民自然亦可以收服。智力高的人,有變本增益的才智,有提高十倍功效的能力,愚魯的人,不懂如何變本增益,只知有多少做多少,要是人君不從中調解,民間便會出現謀取百倍利潤的事情發生。富有的人民是難以用俸祿來聘用他們為國效勞,貧窮的人民是難以用刑罰來阻嚇他們不作奸犯科。法令無法讓人民依從,社會無法有效管治,正就是社會貧富懸殊的問題所致。

分段註:

[8]『為國』便是經營一個國家的意思,但當時所謂『為國』,是有國為之,國是屬於諸侯所擁有,亦即是老子所說的『有為』

[9]春秋時代,諸侯財富是從人民勞動成果中抽取十分一而來,所以諸侯治下民多,便等如財多國富及國力強大。但人民是可以用腳來投票,可以自由走到別國生活,所以如何蓄民是諸侯治國的重要課題,所以說『為籠以守民』

[10]所謂『百倍其本』『什倍人之功』,便是老子所說的『什伯之器』,其實『什伯』亦應該並非指一個實數,只是喻其倍數多而已,『什』喻數倍,『伯』喻數十倍。

[11]『智者有什倍人之功』之智,若然只運用在謀財上,便就是老子所說只知人之道而不知天之道的『知人者智』〔道33

[12]這裡『分地若一』『分財若一』的所謂公平,並非平均主義,只是公平享用的意思,所謂公平享用,是保障應有自食其力的機會,保障應有的基本生活需求不致受到剝奪。[13]管仲思想『以人為本』『君不君』的相反便是『君君』,但意思是人君履行其治國的權力社會責任,亦即是老子所說上對下『上仁為之而無以為』〔道38『仁』,與孔子說的『君君』不同。孔子的『君君』,意思只是人君享有其高貴的君主地位,臣民必須尊敬,這亦即是臣民下對上『克己復禮』『仁』

接續《國蓄》篇『且君引錣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灸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本趣耕,而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為治乎?』

分段解:就算人君在國家糧產和財政支出上,以及耕作田地及牛馬飼料上,預算得宜,就算民間所需糧食,按田地計算總產量亦應該足夠,但竟然仍有飢民沒有足夠糧食充飢的情況存在,到底是甚麼原因呢?主因是有人把糧食屯積收藏。人君鑄造及發行錢幣,目的在於為民間提供通貨,作為物資交易的媒介,但竟然錢幣通貨數量仍不足以應付市場應用,又是甚麼原因呢?主因是有人把錢幣收藏起來。若果人君不能夠把私人積聚過量的糧食錢財疏散,不能夠為不足的人補足,不能夠讓民間財利有所調和,不能夠藉此調解社會問題,那麼就算人君積極開墾及鼓勵農作生產,以及不斷鑄造錢幣,最終亦只有讓民間中的窮人任意讓富人勞役,這又怎可以算是治理國家呢?

分段註:

[14]所謂『且君引錣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灸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則足矣』,就是政府財政預算。單看GDP增長或單看財政收支平衡,假若貧富懸殊及失業情況嚴重,政府仍然算是失職。

[15]所謂『自為鑄幣而無已』,即不斷發行貨幣流入市場,這正就是現今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歐洲央行挽救歐債危機重振經濟的長期再融資操作(LTRO)情況也差不多,歐盟政府為欠債國提供貸款,只是救債而不是救人,欠債國實行緊縮政策,也是救債而不是救人,『反者,道之動』〔道40,只會更加招至社會動盪不安。歐債危機正逐步惡化,國際貨幣基金(IMF)只尋求增資提高LTRO水位,是解決不了歐債問題。其實私人市場上根本充斥大量資金,且匯流成洪水,據20124月對沖基金研究機構(HFR)指出,單是對沖基金所管理的資產已上升至2.13萬億美元,倘若沒有泄洪辦法,私人市場上的資金只有不斷尋找金融投資途徑增值,資金難以投到實業去開創職位,即是『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資金去不到實業而不斷積聚,形同凱因斯所說的Excessive
Savings
,但在現時的極化情況,傳統調節匯率、利率、稅率的散積聚方式已不再奏效。資本主義自由市場觀沒有『以人為本』的權衡輕重理念,所有政府注入市場的資金,最終只會流入私人口袋,藉以開創職位解決經濟困境的機會甚微,『惡能以為治乎』,又怎可以作為治世的理念呢?

[16]現時所謂暴利,已非是息率高低的問題,而是因為前此不斷放債,本金已變得異常龐大,就算是超低息率,利息亦異常龐大,超出了收入,資不抵債。這已是一般常識了。現今世界是資本主義市場運作,各國皆然,在欠缺競爭力的情況下,經濟只有不斷萎縮。政治不在於管理數簿,不在於數字上的增值或收支平衡,而是在於全民生活有保障,這是權力的社會責任。沒有生計,便沒有還債能力,便沒有信用,所以要建立還債的信用,便應該由打好生計基礎著手。『基建社會企業』(Real-Infrastructure Social Enterprise)可以為全民生計基礎打好基礎,重建信用,解決債務。現有的經濟觀念必須改變,必須用『以人為本』的全新思維來解決問題。

[17]管仲的所謂『分并財利』,並非指直接從富人口袋收回財富,並非直接攤分給窮人,而是藉著法令對沖,平抑物價,間接地不讓富人積聚過多財富而已。

接續《國蓄》篇『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釜十繈,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且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櫎可得而平也。』

分段解:某年農作豐收,市場上賣糧價賤,且乏人問津,糧食甚至用來作豬狗牲畜的飼料。第二年剛巧農作失收,市場上買糧價貴,一釜糧價可高如十吊錢,這種情況,又豈是人民疏於勞動而致使糧食不足所致呢?只是因為天氣難以年年都能夠調和所致,至有舊年豐收賣糧價賤,豬狗吃人糧,第二年失收,導致民不足食。糧價賤時,農民付出勞力但收成乏人問津,虧本及得不償失。糧價貴時,價高十倍仍然難買得糧食,農民就算付出了勞力也是徒然,這種情況,又豈是糧食固然難求而用本不足所致呢?只是因為買賣失去時機,至有糧價波動之如此厲害。善於施政的人,此時會作安排給予補充人民生活的不足,同時會在人民有餘糧時作好備糧的事。人民有餘糧的一年便會不太重視糧食,此時人君可以以低價收購糧食回來。人民糧食不足的一年便會重視糧食,人君再可以稍高價散發積糧賣給人民。低價買入積糧,高價賣出散糧,人君自會從中得到十倍利潤,那麼人君的庫房收支數目便可以平衡了。

分段註:

[18]管仲行藉十一,發錢幣予人民來抵銷借數,藉積糧散糧而使錢幣回籠,人君的錢幣收支數目便可以平衡了。

[19]人君藉著這種糧食管理從中取利,卻不覺強取,便是前文所說『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

[20]這是時間上的權衡輕重,透過糧食管理來平衡豐年凶年的差異,錢幣只作媒介,使人民在凶年也有足夠糧食。同時人君取十倍之利,足以平抑民間百倍的暴利。

[21]事實上,管仲治下齊國,有關田土水利人口等已發展出完善的政府管理模式,這些非體力勞動及上層管理工作,也有其付出,但收成難以像體力勞動成果那樣可見,當時仍有爭議,所以孟子說『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孟子這裡所說的大人小人並非一個階級觀念,只說明能力差異而已。

[22]古代農業革命發生後,社會出現上下分工,下層的生存權是為『道』,上層管理保障下層的生存便是『德』,即是權力社會責任。上層管理逐漸形成權力,發展成王朝帝制時,變成統治,上層管理亦漸漸變質,形成階級制度,上層管理變成了一個只有外表的空殼,即是老子所說的『道之華』,社會不公亦由此而起。雖然如此,夏商兩代的上層仍存在著權力社會責任,亦即是『仁』。至周代時,權力社會責任逐漸淡忘,走向純階級統治的禮制,只有如管仲老子孟子等民間有識之士,重提這權力社會責任。孟子說『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正是這個意思,本來是沒錯的,可惜孟子卻因而支持禮制,社會上下層分工,成了階級統治的理據。

接續《國蓄》篇『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繈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繈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鍾鑲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

分段解:權衡輕重的好處在於,重視事物應有的價值,來擺平事物因他人輕視所造成的浪費,以低買高賣方式,來處理事物異時或異地的供求平衡。萬物的產出有時多有時少,但平均需求是有一定量,用貨幣價格來調節產出差異,可使平均供求保持不變,一有供求失衡情況出現,便是要重視事物應有價值的時候。人君十分明白這個道理,於是用貨幣來平衡貨物供求,所以萬戶的大都市必有萬鍾粟糧及千萬吊錢幣的儲備,千戶的都市也千鍾粟糧及百萬吊錢幣的儲備。這樣子,所有人民都可以安心,春天犁田,夏天除草,收成前安心在田間操作,收成時安心把糧食載入糧食盛器,終年可以在人君治下有足夠糧食供給,大富商就算屯積糧食也不能以暴利形式強搶人民。這是甚麼緣故呢?就是因為人君『以人為本』,好好地使其本有所養。春天用錢幣向人民收購絲織布帛,夏天未及收成時向人民貸款以待秋收,這樣子,人民不會白幹,國庫亦毫無損失。

分段註:

[23]『以重射輕,以賤泄平』本來就是科技發達前的外貿通商原則。管仲基本上就是以商業頭腦治國,但思維上,所得利益都歸國家和人民。

[24]這明顯表示貨幣存在著用以平準人民生活的功能,但這種貨幣功能已不見於現代世紀,也不見於西方歷史及文化中。

[25]古代市場買賣以生活必需品為主,市場供求以生活為原則,權衡輕重的重點在於全民皆有所養,即全民的生存權都得到保障。及至現在,科技發達使貨物生產與需求的關係改變,市場以消費為主導,用權衡輕重調節消費市場賣買是難以實行,但以權衡輕重保障全民生存權的理念仍然可取。現代已進入智慧型世代,『以重射輕,以賤泄平』可以轉而重視民間智慧和才能應有的價值,來擺平受市場輕視所造成的浪費,以此來準幣,調節民生。『基建社會企業』正具有這種權衡輕重的作用,期以商業頭腦來達至全民生存權都得到保障。

[26]萬民得人君保障他們的生存權,同時也要萬民自食其力,這理念放到現代,便是以全民就業為基礎的『道德經濟』(Daode Economics)原理。

接續《國蓄》篇『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閒。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

分段解:五穀糧食,是人民賴以維生的主宰。當五穀因缺而矜貴時,人民便顯得不矜貴。當五穀因多而不再矜貴時,人民便顯得矜貴。五穀人民兩者要是難以協調,供求便會失衡。所以人君必須要駕馭五穀的供給秩序以使萬民皆有所養,取得供求平衡,同時要在過多時作好準備以補過少時的所需。這時候,萬民生活便無須再靠抵押來借糧,而從權衡輕重糧食管理中所得的利益,都會全歸於人君所有。

分段註:

[27]這便是一再解釋『以人為本』的權衡輕重,重點在萬民皆有所養。萬民皆有所養便是藏富於民,藏富於民便是『國利歸於君』『國利』了,『國利』並非指人君擁有金銀珠寶的錢財之利。

接續《國蓄》篇『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以六畜籍,謂之止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以正人籍,謂之離情。以正戶籍,謂之養贏。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

分段解:若然沒有權衡輕重不能調通民利,一般百姓到斷糧的時候,若以家居登記作抵押借糧,可說已是破產。若以六畜登記作抵押借糧,可說已是再無生計。若以田地登記作抵押借糧,可說已是失去耕作權。若以人力登記作抵押借糧,可說已是骨肉分離,若以戶口登記無抵押借糧,可說是在供養貸糧人。五種借糧方式或可一時應急,不能久用。能夠駕馭大勢的人會用非一般方式『借糧』,並可以用之不歇,所以天子用錢幣『借糧』,諸侯用代理天子治民來『借糧』。

分段註:

[28]『天子籍於幣』便是『藉十一』了,人民耕作收成後上繳十分一,當作借糧,記帳後,發給錢幣予人民作為抵押。從實際理解,『籍』『藉』的意思是可以互通。

[29]貨幣出現初時仍是新事物,在一般人的心中,糧食的價值比貨幣重要得多。當時只有天子才有權發行貨幣,天子以權力建立信用,用『十一而助』方式把貨幣流入民間,貨幣可以向天子換回糧食,否則,人民根本不會相信錢幣是可以拿來吃的。『十一而助』並不是強行用錢幣向人民換取糧食,人民上繳十分一已成已出之物,對人民來說錢幣是額外多得的,若可向天子換回糧食,從而便可以建立人民對錢幣的安心和信心,方便錢幣流通。商代發行錢幣以『十一而助』方式上繳民糧,商業在商代開始興起,貨幣的出現方便經商,三者可以互相支證。

接續《國蓄》篇『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糴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是人君非發號令收嗇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

分段解:農作收成一般的年份,穀物價一般,市場賣出價每石十錢,成年男子每月吃糧四石,每月花四十錢的官價支出,成年女子每月吃糧三石,每月花三十錢的官價支出,小孩每月吃糧二石,每月花二十錢的官價支出。農作失收的年份,市場上穀物價貴,但人君把糧價穩定在每石二十錢,成年男子可以維持用每月八十錢的官價買糧,成年女子每月六十錢官價買糧,小孩每月四十錢官價買糧。所以人君不用發號令徵收民間儲糧來調配,只用官糧官價來調節市場便可以了。人君要是能夠嚴守其安民的本份,民間男女老少都會服從這官價權衡輕重的方式。一人有糧食貯存在糧倉,十人可以分享這些餘糧,十人有糧食貯存在糧倉,百人可以分享這些餘糧,百人有糧食貯存在糧倉,千人可以分享這些餘糧。凡物多則不會矜貴,少便會矜貴,物能散開便可以讓人看輕一些,物聚集則只會讓人看重,人君都十分明白這道理,所以會經常觀察社會,發覺有某些必需品不足,成為現象,便會調控這些可以用以謀財的必需品,如趁著穀物價賤時用錢幣收購這些糧食,趁著布帛價賤時用錢幣收購衣服,留意物受重視或受輕視的時勢,然後適當調整物價以達至供求平衡。所以物之貴賤是可以調控,而人君則可以從調控中得其利。

分段註:

[30]權衡輕重在於定立基準指標,這基準指標稱為『籍』,也可以說是官價,用官價買賣,主要憑藉戶籍登記來進行,所以稱為『籍』。基準指標是會按實際供求而有所調整,但調整幅度不會太大。農作收成一般的年份,供求本身自然平衡,這時候市場價可以作為糧食標準價,亦作為這一年的基準指標,『藉十一』相信應該是按這標準價發錢幣給農民,來對沖所上繳的十分一糧食。想當然,豐年糧價賤時,人君便會以低於標準價的市場價買入。『月有四十之籍』便是用這官價來說明一般年份成年男子的糧食花費。農作失收的一年,『歲凶穀貴』是指自由市場上商賈抬高糧價,但『糴石二十錢』,官價則穩定在二十錢,所以『大男有八十之籍』,在有官糧官價的權衡輕重下,自由市場上的糧價便不能遠離『石二十錢』的基準指標,此時人民亦可以在自由市場上買糧。

[31]管仲經常強調『君得其利』,並非旨在為人君牟利,而是旨在為人民謀幸福,只是面對王朝的現實下,以『君得其利』投其所好來為人民爭取最大利益,這是一種心理術,也就是老子所說的『微明』

[32]『一人廩食』所指的人並非指一般農民,而是指商賈,只有商賈才會有糧倉貯糧來做買賣。『一人廩食,十人得餘』是用權力來調和民間的必需物資供求平衡,事實上,這亦並非搶去商賈的生意,也不是在市場上強行定價,而是人君以合理價賣糧,促使商賈不能在缺糧時定價過高謀取暴利,商賈仍可按合理價發售,仍然有利可圖,商人作為物資分配的中介人,經商是應有合理回報的,而所謂合理價,並非隨意,而是從調查整個社會生產及供求而定的。

[33]現今政府可以用興建公屋滿足住屋需求,來調控私人樓市,政府提供廉價商品房,反而變成直接參與樓市而失去調節作用。樓市市場買賣供求並不是真正的住屋供求,現實已說明樓市炒賣刺激通貨膨脹,嚴重影響民生。政府的責任是保障人民『無厭其所生,無狹其所居』〔道72,而不是保障所有人都擁有自置居所。

[34]『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的確是一種權力干預市場的行為,但這種干預是『以人為本』,同時在必須時才會干預,這種干預可說是為人民營造良好營生環境的手段之一。只是因為西方社會及傳統文化中並沒有『德』的概念,對權力的認識不夠透徹,對權力干預存在陰影,這陰影是從王朝帝制的特權所造成社會不公而來。現代世界自法國大革命開始走向共和,建立還政於民概念,對權力高度設限。為權力設限是無可厚非,可惜同時亦壓抑了權力調和社會的責任。制約權力是可以理解,但目的應只在於制約權力以權謀私,有必要重新認識權力干預市場調和社會只是一種公器,這亦就是老子所說的『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道42,與其說干預,倒不如說調節社會失衡更為貼切。人人自由發展出現差異,去到極化時,便會造成貧富懸殊。調和社會是一個道德問題,道德與經濟是不可割裂處理。現今世界以西方文化為主導,而西方文化欠缺『德』的概念,面對貧富懸殊問題根本束手無策。權力社會責任是『以人為本』,與極權是完全兩回事,放到現今社會,是可以用立法方式來完善及建立社會共識。

接續《國蓄》篇『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且,萬乘衢處,壤削太且。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懾圍阻千乘萬乘之閒,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為扞挌蔽圉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纍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臧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為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

分段解:國都距離邊境,近為前遠為後。芸芸諸侯國中,左右兩邊有險可守時,若前有萬乘大國,而後有千乘中等國,國都前面面臨強敵,必須多留土地加強抵禦,可稱為抵國,若前有千乘中等國,而後有萬乘大國,國都背對強敵,與強敵尚有距離,不必多用土地作防守用途,可稱為距國,若國土正方,四面無險可守,四面受敵,有如通衢一樣,可稱為衢國。百乘小國,又位處於通衢之地,其國君可稱為託食之君,境內人民要託賴他人甚至他國供養。這種通衢小國,本來已地少,若鄰國為千乘中等國,相當於土地再少了一小半,若鄰國為萬乘大國,相當於土地再少了一大半。何以百乘通衢小國的國君是託食之君呢?百乘小國位處於通衢之地,處於千乘萬乘大國之間,飽受強鄰壓迫的危險,必須加強防禦。若國君與鄰國不能和睦而出現糾紛,到強鄰出兵攻打時,必須在宮室周圍加強武裝來保衛國君。戰爭過後,大臣戰死於外,要用土地賜予大臣家以表揚其功,獲俘虜的大臣,也要賜予俸祿作獎賞。這樣子,國土生產所得幾乎全部用於賜予大臣的功賞中,無論稅收好與壞,都只用作養育功臣的孤寡,人君所得到的只是一個虛名,事實上,國土變相等於不屬於自己所擁有。這種有名無實的有國,雖號稱擁有百乘的土地,實際上沒有一尺土地可以由自己支配使用,境內人民要託賴他人供養,國君失去了人君應有照顧人民的責任,所以便稱為託食之君了。

分段註:

[35]『無壤之有』的所謂『有』,便是指『有國』,即境內土地和人民是國君所擁有,『有國』『為國』便就是『有為』

[36]這指出小國國君可以利用權衡輕重來履行人君應有照顧人民的責任,不用再做『託食之君』。人君本身是不會缺糧,所以可以理解『託食之君』並非指人君要託賴他人供養。

[37]百乘千乘萬乘,國家會以國土面積來分大小,大國國土面積大,人口比小國多,但可以理解面積與人口並非成正比例,大國的人口與土地面積比應該比小國小,那麼大國的土地利用便可以更方便和充裕了,縱使如此,若管理不善,大中小國同樣會出現問題。

接續《國蓄》篇『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

分段解:然而,倘若國君能夠善用權衡輕重,大國可以充裕地自給自足,小國也可以地盡其利,何以可以這樣呢?可以這樣說:「百乘小國,人君可以發符牌給官員,派官員到境內各處地方調查田土人口,掌握供求,然後按四季天氣不同,精準計算釐定官價,權衡輕重,那麼百乘國君所擁有土地便有機會可以達到應有的效益,在功賞以外,人民亦可以能夠生活。在百乘的行政管理基礎上,千乘中等國,人君得享天子封贈多一些土地,供作種植農作和養殖牲口用,可以因應不同季節配備各種器械農具生產,出產更多可以賣錢的貨物牲口,並注意當年的產量多少,適量招納賢士工作,那麼千乘國君亦必定富足,人民同樣亦可以得到滿足。在百乘千乘的行政管理基礎上,萬乘大國,無論是豐年或是凶年,人君所得,皆有餘糧足夠作為調節社會之用,只要守著所得及不亂揮霍,因著人民糧食需求的緩急,適當發號司令,好使整體國民皆可以生活安穩,那麼萬乘國君可說是真正富裕了。

分段註:

[38]《管子。山國軌》說:『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為國,不可』。按《管子。山國軌》篇解釋,『軌』即是統計調查,派官員調查可耕地數目及人口數目,可掌握榖物總產出量及糧食總需求,才可掌握『籍』的定價及掌握儲備官糧,權衡輕重才有分寸。事實上,《管子。山國軌》便指出有多方面的統計調查,收集各方面的資訊數據,好使作為施政判斷的分析參考。

[39]『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以及『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都屬行政管理範疇事務,以行政管理來使土地人力物資發揮更大的效用,或可說是增值。

[40]春秋之時,人君從民間招賢納士,士一般是有才幹技能的人可以從事各種非農工作,多是因工作量及緩急所需而適度地臨時招納,所以說『輕重其祿』

[41]春秋之時,已是牛耕代力,然而,農作收成的好壞,除與天氣有關外,還有很多管理因素,如要依農時、知土壤質素、知灌溉法、知施肥、以及有良好農具等。《管子。小匡》說:『令夫農群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具備其械器用,比耒耜穀芨,及寒,擊槁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暮從事於田墅』,說明了古代農業社會的一些管理細節,這些都應該是當時掌權人的責任,同時,這些資訊都是掌握在統治階層手裡,尤其是曆法計算,掌握著農時,好使可以約束人民要人民依從。周朝行封建,土地屬諸侯所有,雖然如此,人民耕作謀生,上繳十分一糧食外,其餘勞力所得應該屬於私產,但一般人是難以自備擁有農作器械,農作器械應該屬於諸侯所有,按《管子。七法》說『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可以說明這一點,所以人君按四季不同需要而具備器械,便可以提高效率。亦從而可以推理,若這些管理做不好,人民的收成便會大打折扣。

[42]《管子。七法》所說的『形勢器械』『形勢』是指社會大勢,指社會是否出現貧富懸殊情況,『形勢』具備的意思,是指社會調查掌握及了解民生實際情況,『器械』可說是生產工具。放於現代社會,生產工具便相當於科技,生產工具運用『以人為本』,才是科技發展的意義。所謂『治矣』,就是指人人安居樂業,社會和諧。現今世界『器械』已具,『形勢』也知,但仍未能『治』,就是失去社會調和的理念。

[43]現今已是民主共和年代,即已是『無為』,政權無天下而為之,生產工具不再是政權擁有,而是民間擁有,但政權仍有責任運用權力調節社會,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使全民皆可以靠工作來賺取生活。

接續《國蓄》篇『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分段解:玉石出自禺氏,黃金產自汝漢,珍珠產自赤野,三者來自不同地方,距離中原十分遠,相隔萬水千山,交通非常不方便。先王因此才倚重它們,以珍珠玉石為上等貨幣,以黃金為中等貨幣,以刀布等銅幣為下等貨幣。三種貨幣,握在手裡不會令自己溫暖一些,也不可能用作食用來飽肚。先王倚重貨幣,只是用來作交換糧食物資的媒介,調節社會民生,好使天下間所有人都可以得到公平對待,可以好好地生活。

分段註:

[44]這便是前述所謂『天子籍於幣』了。

[45]帝制造成貴賤階級分化,貴族以財富來表現自己高貴,隨著『道』『德』的失去,貨幣作為交換生活物資的媒介功能亦一同失去。現及世紀雖然帝制已經不存在,以財富來表現自己高貴的思維仍然存在,又或是以財富來表現自己的權力。『道』『德』的重現,可以讓有財有勢的人重新看清楚財富的意義。

接續《國蓄》篇『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且。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分段解:今人君以官價來要求民間自行調配糧食,下令說官糧十日之內準備好,謀取暴利的糧商便會減少十分一,下令說官糧八日之內準備好,謀取暴利的糧商便會減少十分二,下令說官糧五日之內準備好,謀取暴利的糧商便會減少一半,朝早下令說官糧晚上便準備好,謀取暴利的糧商便會減少十分九。先王十分明白這道理,所以不會直接要求萬民自行調配糧食,只用官價下令便可以了。

分段註:

[46]《管子》應該是春秋之時管仲以後的諸侯貴公子治國教本,經常說『先王知其然』,只是加強說服力,好讓諸侯貴公子信服。先王應是指堯舜禹湯文武。管仲身處於權力與人民之間,施政『以人為本』,一方面滿足到人民的生活需要,同時另一方面又滿足到權力的尊貴需要,可說是政治上的權衡輕重。

《管子。國蓄》篇白話解註在此完畢。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鏂二十泉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泉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

以上《管子。輕重丁》這一段記述,足以說明管仲如何運用權衡輕重解決民生問題。齊桓公某年齊東豐收,齊西則水潦失收,齊東粟賤而齊西粟貴。利之所在,自然有商人從齊東賤價購粟運往齊西高價出售。齊桓公聽從管仲通令全國,向人民按戶籍登記借錢,一人借三十泉,可以用穀物來抵數或清數,這便是所謂『決其籍』。齊東用穀物抵數,即用市場賤價『決其籍』,穀物存入齊東官倉後,齊東官庫再退還三十泉給齊東人民清數。而齊西人民向齊西官庫存入三十泉,再從齊西官倉用官價『決其籍』退還三十泉的穀物給齊西人民清數。借助官糧官庫在中間作套戥,那便相當於齊西人民可以用三斗穀物來換取三釜穀物。一釜有6.4斗,齊西人民變相對沖6.4倍。事實上,經這樣權衡輕重後,齊東齊西官倉官庫整體沒有任何損失,齊東人民亦沒有損失,齊西人民多了六倍多的糧食,商人亦沒有損失,只失去了趁天災謀取暴利的機會。同時,管仲更發給齊西人民衣服及糧食種子,解決即時溫飽之餘,還可讓齊西人民重新振作。亦憑這段記述可見,在管仲的薰陶下,桓公是如何緊貼民情,表現其權力社會責任。

『有為』發展到周代諸侯分封,諸侯富二代只知享樂,再沒有『以人為本』理念,根本不知道如何治民理國,只有少數是例外。周代的官制,百官已備,在《周禮》中有詳細敘述。不過,《周禮》都只描述主司職所在,重點只放在層級領導的上下從屬關係,完全不提行政管理,不知如何發揮官員的功能,這便是只重禮制的弊端,欠缺『以人為本』的內容,政府架構便形同一個空殼,所以老子批評這只是『道之華』。管仲位居齊相要職,重申施政『以人為本』,把行政管理理念重新注入統治階層思維中,《管子》便把各種『以人為本』管理項目和方式巨細無遺地詳述出來。政府行政管理可說是為人民優化營生環境的軟基建,管仲早在兩千六百年前提出政府行政管理的理念,可說是超越時代。管仲去世後,《管子》更成為春秋後期王家公室的治國教本,這方面在《老子。道德經。道法自然》一書中有詳細論述和分析。可惜時間過去,『以人為本』的治國理念又再式微,社會民不聊生。及至老子時,繼管仲之後重申『以人為本』理念,勸告掌權人應有照顧低下階層的責任,加強行政管理,重建社會大器,說『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道28。掌權人施政『以人為本』,百官行政自然亦『以人為本』,政權與人民的利益便會一致,利益一致亦就是社會和諧的基礎。

權衡輕重並非均富觀念,並非強行把財富平均分配,而是旨在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權,讓人人皆有所養。春秋當時民間士農工商社會分工已經成熟成形,並非全部農民,所以有市場需求。以家庭為單位來算,家中必有勞動力為家庭謀生計,所以士農工商社會分工也可看見一個全民就業的概念,工作是眾人的權利也是眾人自我負責的責任。保障生存權讓人人皆有所養,並非只是提供糧食讓人人皆可飽肚的意思,而是首先保障人人有一份工作,讓人人可以自食其力,這便是老子所說『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道23。貧富懸殊的出現,是人為所造成,是人禍而不是天災。人人有一份工作,付出了勞力,應該足以應付生活,同時糧食總產量本來又是足夠的,但人民勞動所得仍然不足以維生,這問題顯然是制度出錯。窮人是有勞力付出過,生存權不應受到剝奪,社會掌權人之所以掌權,就有責任處理這問題,權衡輕重可是解決問題的手段之一,這便是老子所說『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道23。權衡輕重可以化解人為所造成的問題,但若然天氣變得反常,連續兩三年出現天災打擊收成,貨幣難再作為權衡輕重之準,便要另謀解決辦法,作好危機管理的事前準備,管仲會以修葺宮室或其他水利基建渠務等事務,給人民工作換取糧食。若反常情況去到極端,人力難以挽救,亦只有共同面對,以管仲所說的心術思考,找出新的解決辦法,這便是老子所說『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道23

掌權人身在其位,有其責任照顧社會民生,這責任便是『信』,貧富懸殊的社會問題不能解決,即是掌權人失信,『信不足焉,有不信焉』〔道23,這『信』字並非空洞地指廣泛的一般承諾,而是實在的指照顧社會的權力社會責任,這權力社會責任的理念便就是『德』。老子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道2,便就是人民的民主選擇權概念,『信不足焉,有不信焉』〔道23,人民會自行選擇一個新領袖。

《道德經》基本上是分析權力運用、權力誤用以及權力與人民關係的一本書,同時更是探討王權出現前權力如何運用的一本書。而《管子》一書,便說明權力是如何運用。其實『德』不只是權力社會責任,而是一種造福人群的能力,人人皆可以有『德』。然而,在社會上位居權位的人,是否能正確行使權力對社會影響很大,所以集中討論掌權人的權力社會責任,亦即是『上德』。臣子有『德』,即是『下德』,倘若身居掌權地位之人沒有才能,只靠臣子施政,沒有有『德』的臣子時,施政便會出問題,所以老子說『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道38。管仲去世後,『以人為本』『德』的臣子更見凋零。

王朝的出現,掌權地位世襲,便出現身居掌權地位之人沒有才能的情況,富二代的問題數千年前便已經出現,位居社會權位的人對社會責任重大,性命攸關,『有為』制度發展至周代出現禮制,更加劇腐化,老子才提出『無為』的新思想,無天下而為之,重申位居社會權位的人有『德』之重要。可惜,漢獨尊儒術後,中國只加強禮治,旨在鞏固王權,以君為本,『道』的人人自由平等可以自食其力的生存權觀念,以及『德』的保障人人自由平等力生存權的權力社會責任觀念,便已蕩然無存。

中國古代大同社會,就是帝制出現前人人平等的自由社會,但這種自由社會模式是有全民皆有所養的社會理念。『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沒有工作及謀生能力的人得到應有的社會照顧,並不是福利,而是權利,是全民皆有所養的延伸,而全民皆有所養的基礎,在於人人可以自食其力自我負責自己的生活,而自食其力的生存權又必須得到保障,這便是中國古代真正的道德觀。有工作能力時生活有保障,失去工作能力時生活仍然有保障,無後顧之憂,人人才會肯定知足的觀念,才會知足,社會才會自然和諧。

自由市場並不是新鮮事物,古已有之,歷史亦可堪作借鑑。現今世界出現嚴重貧富懸殊問題,並非天災造成,而是人禍,人為的禍患只有人為來化解。現代已不是農業社會,但人類享有的生存權是應該不變。基建社會企業便把權衡輕重概念應用到現代社會上,以建立全民就業為基礎,運用權衡輕重原理,來保障人人自由平等自食其力的生存權。而全民皆有所養,便是政府履行權力社會責任的檢驗標準,也是社會和諧的檢驗標準。中國古代『道』『德』的天下觀,是一個普世的概念,並非只是獨善一國,讓普世全民皆有所養,便就是世界和平的基礎了。